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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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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来源:议报
   “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这是卢跃刚在《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里,争对赵勇等党棍、官僚们对报纸的操控、打压而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强迫我订报,但是,你不可以强迫我看报,在这样的办报“责任”之下发行出来的报纸,到了订户手里,绝大多数便马上被丢弃到废纸堆里。本人还是《毕节日报》记者、编辑的时候,每当在乡镇,机关等看到丢弃在地上的《毕节日报》,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是的,谁都知道,党报鲜有人看,不靠着行政手段,强迫手段,除了个别“被特色”或“工作需要”的人,根本就没有人去订,去看党报。可是,这却影响不了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读者不肯掏腰包,财政局是党的私人金库,“差额拨款”养着;读者不肯订报,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不用担忧,在党的高度重视之下,党的女儿再丑陋,也嫁得出去的。
   按照我的理解,在真正新闻自由的国度,报纸如商品,一年三百六十天,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订报,买报,应该没有“发行季节”之说。党报党刊则有发行季节之说,每年的9月至12月,是党报、党刊的所谓发行季节。读者喜闻乐见的,尤其是十分关注的内容,党报不登;党报登的,别说读者,就是党报记者们,以及操控党报的官僚、党棍们,也都不看的玩意。这样的报纸,发行起来不举步维艰、寸步难行,那才怪了。猫儿有猫儿的路,耗子有耗子的路,党报,自有自己的法相渠道、手段。这,从发行季节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上,就可以看出来。
   在毕节地位副书记中,那个所谓的常务副书记,往往就是专门“分管”宣传的。我在毕节日报社干了八年,这八年,刚好都是一个姓周的副书记分管宣传。每年的党报发行季节,周都要站出来,争对那些以“死老蛇”态度对待党报党刊订阅的单位在会上、在报上发指示,提要求。

   1997年12月4日,《毕节日报》头版的发行新闻是:“海拉乡党报党刊征订超任务10%”。消息称,该乡“订阅1998年度党报党刊的热情高涨……乡财政在经费颇为困难的情况下……分两次共挤出1.1万多元(原文如此)资金,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1999年9月24日,《毕节日报》头版,有两条关于党报党刊征订的内容。一条是“地委副书记周长琦强调——党报党刊征订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周的“要求”有四条:一要以各县市1998年、1999年实际完成数为依据,二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三要保证发行措施落实等。同一天报纸另外还有一条发行新闻,这就是《毕节日报》干脆跳出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地位办、行署办、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做好《毕节日报》发行工作”:《毕节日报》等党报的发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来认真做好2000年度《毕节日报》的征订发行工作。
   地委行署已经如此发话了,我看你们是订,还是不订我《毕节日报》?。
   历年来,类似的消息还有2003年: “普宜镇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说是该镇领导亲自抓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将2004年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推向了高潮”。 同时期还有这样一条:“织金县城关镇全面完成2004年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文中竟然有如此的“精彩”内容:“织金县城关镇……及时行动,采取有效措施于11月13日全面完成了县下达的征订任务……明确规定党政领导要带头订阅,每人一份《贵州日报》、《毕节日报》,凡涉及到干部职工订阅报刊的,先从每人的书报费中扣除。”直接扣钱了,这还叫“征订”吗?简直就是摊派,强迫。
   还是同一年11月的消息:“武警毕节支队做好《毕节日报》征订工作”。这条消息的作者就是武警兵,作者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就是讨得《毕节日报》的欢喜,提高自己投稿的中稿率,便于完成武警来年的“宣传任务”。
   “金沙完成《毕节日报》征订任务”,这是2004年年底《毕节日报》头版的发行新闻之一。消息称:“不仅政府各部门订阅了《毕节日报》,各乡镇、各村委会都订阅了《毕节日报》。另外,在这次征订《毕节日报》的工作中,金沙县不少农民、教师、公务员等各人自掏腰包订阅《毕节日报》。”
   这是明显的鬼话,我不否认其中会有个人自愿掏腰包订阅党报的人,但是,以我知道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订阅党报党刊,尤其是订阅《毕节日报》这样的低级党报,多是被强迫的。比如个体工商户,你的营业执照年审的时候,工商局就会帮你“顺便”订阅《毕节日报》。就在这条消息右下方,还有一条党报党刊发行新闻:“黔西煤炭系统: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说是黔西县煤炭局“积极筹措资金”2万元,为局机关、各乡镇煤管站等订《毕节日报》若干份。
   2004年11月15日,头版,“威宁县——确保毕节日报征订稳中有升”,说是威宁县将《毕节日报》等作为明年发型重点,扩大覆盖面,使得“车站、宾馆等流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订阅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供旅客阅读。”
   2004年的党报党刊征订、发行新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条新闻里面,都有个黑底阴字的题花: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可谓机关算尽,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种种党报党刊发行“新闻”透露的信息,还有两个:一,征订党报党刊是有任务的,不订不行;二,人家其他县乡等都完成任务了,你其他的县乡还给老子等个屁啊!
   用时下网络流行词汇来说,最牛、最雷人的,当属1997年和2004年的两条党报党刊发行“新闻”。
   先看1997年12月9日的党报党刊发行新闻。当年的《毕节报》头版报眼有一条标题如此的会议新闻:“地委副书记周长琦强调——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导语全文如下:“争对《毕节报》等党报党刊发行进度迟缓,发行数量不尽人意的情况,地委副书记周长琦12月4日晚地区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区电话会议上强调:各县市、各部门、各单位对指定订阅的党报党刊任务必须完成,没有价钱可讲。”
   正文部分还有如下内容:“据地区邮电部门12月2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区1998年度《毕节报》等指定订阅的党报党刊发行征订工作慢,发行征订数量较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离上级下达我区的征订份数和一次性收订流转额计划相差甚远。争对这一严峻形势……周长琦代表地区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领导小组在会议上要求:(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发行党报党刊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要继续保持发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继续保持和发扬宣传思想的工作的优良传统,讲政治,讲大局,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切实抓好抓落实……”
   2004年10月22日,当时还在是黑白报纸的《毕节日报》一版头条以套红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2005年度全区党报党刊工作会议要求:确保党报党刊发行稳中有升”。怎样来确保呢?地委副书记周长琦和当时的宣传部长是这样要求的:“要提高认识,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并且要突出重点,明确任务……对省委、地委下达的任务,要足额足量完成,不准打折扣,不准有短期行为。”
   有一句人话吗?如此的“政治优势”,如此的“优良传统”,如此的“政治任务”,怎么看,也是一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党棍、官僚在霸道、蛮横地强迫手下的喽啰们做一桩人家十分不愿意,甚至是很反感的事情。打一个不雅的比方:这就仿佛一个又老又丑、无德无才的妓女,仅仅是凭着自己“上头”有人,或是养着很多打手,因此才胆敢如此张狂而不知羞耻地强迫他人“爱”自己。
   光着屁股打老鼠——要命不要脸,如此的狠话都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嘿嘿,还磨磨蹭蹭干什么,还是乖乖地订阅俺们《毕节日报》吧!
   狠话,只能由官衔大的人来发。每到发行季节,毕节日报社大小头头脑脑们,还得跑到各县,与分管宣传的“领导”,与宣传部长们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否则,那发行量,就不是差强人意的问题了。还有,平时运转资金出现“缺口”,报社设备要技改、更新,领导们要换个与时俱进的坐骑,还不得财政局“支持”。所以,财政局关键人物要发表职称论文,免费。财政局官员拿不刊之论给你“斧正”,就得点头哈腰,鞠躬如也地无条件全文复制、粘贴到报纸上——2004年7月31日四至五版的《谈小吾先生之画》,以及2005年5月14日的四至五版的《音乐,时代大潮的浪花》等,不就是这样的不能“刊”、不敢“刊”之论吗。最牛的投稿人,非财政局官员莫属。
   不能以争取读者作为生存手段,而只能依靠官僚、党棍的施舍活命,必然就会遭受这样的胯下之辱。当时让我感到更加愤慨的是:总编们不觉得这是胯下之辱,他们以能和“财神”达成如此的交易深以为荣。
   终身的哺乳期,断了财政之奶和没了党爹官娘的搊扶,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可是,亏了《毕节日报》,2003年1月3日头版。居然有这样一条颇为自得、自恋的消息:“本报发行实现为稳中有升”。正文更是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自吹自擂:“《毕节日报》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党报性质……使党报具有权威性,又有可读性,既有指导性,又有服务性,赢得了读者青睐。”将一堆互相矛盾,只会相克,前提与结论不挨边的词组、事物弄在一起,除了厚颜无耻的党报,谁也做不出这样的事。
   2010年1月4日的《毕节日报》更加得意洋洋地推出了这样一篇发行新闻:“2010年《毕节日报》发行量突破5万份 ”正文愈加兴奋的抓耳挠腮、无可无不可:“ 到2009年12月31日止,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毕节日报》发行量达到50146份,创本报发行历史的新高。2010年《毕节日报》的发行工作,得到了地委、行署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地委办、地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推进下,早安排、早部署,各县市区宣传部门积极落实,齐心协力,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了解,《毕节日报》的发行量在全省各地州市报中居于首位。”
   别人不知道,老汉我还不知道,多年来,《毕节日报》的发行量一直在两万份以下徘徊,今年之所以“创历史新高”, 如果本人道听途说来的消息没错,不就是因为重新开辟了本人当编辑的时候侍弄了好多年的“校园”,发表学生作文,因此,教育局发话下去:每个教育部门、学校,都得订阅规定数量的《毕节日报》吗?
   本人也曾当过记者的次党报《贵州都市报》,48版,零售价0.6元,2010年的发行量为48.9万份;《毕节日报》8版,零售价竟然为0.85元。并且,与《毕节日报》完全不一样,《贵州都市报》的发行季节,从来没有哪个委、哪个署的“高度重视”、“早安排、早部署”,也没有哪个书记、哪个部长在会议,在报纸上发指示,提要求,那发行“效果”,难道还没有《毕节日报》“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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