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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
   
   九0年代的中国学界,开始意识到当年的清华国学院,无论就思想还是学术而言,其地位不在北大《新青年》之下,以致于有关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论说和研究,竟成时髦。其间,无疑掺杂着对王、陈二位学问的崇拜,一如穷怕了的国人之于财富的垂涎。事实上,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学问如何博大精深,而更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当胡适回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自说自话地企图将他以及当年《新青年》诸君的努力,归结为文艺复兴;殊不知,胡适们的努力不过是一场狂飚突进,在文化和历史的交接处真正抵达文艺复兴境界的,恰好是不愿与白话文诸君为伍的王国维和陈寅恪。
   
   十几年前,曾将这两位的思想成就,归之为继《红楼梦》之后的文化承传。有必要进一步提出的是,这一文化命脉的传递,首先在于其审美观念上的息息相通。假如可以将文化分出诸多构成,那么相对于政治、哲学、伦理、科学、历史等等,审美无疑是最具底蕴意味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是照见一个民族之集体无意识的一面镜子。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愈显苍白,其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这样的疲乏,赫然折射出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只不过他们在谈论美学的时候,时常使用美术一词。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既有可信而不可爱的理性逻辑和实证科学,又有可爱而不可信的纯粹哲学和纯粹美学。王国维由此感慨:“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他最为感慨的当然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同样的感慨,在陈寅恪作了如此表述:“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陈寅恪甚至认为:“而救国济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王、陈二位这种直觉式的判断力批判,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性,远胜于《新青年》诸君之于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努力。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其最为经典的代表作,当是南朝士子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此著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力图制作出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其倡导的美学理念,有类于黑格尔的理念美学。开篇《原道》一章,便以神道设教的方式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当年孔丘随口一句“诗无邪”的微言大义,最终由刘勰作了周密详尽的阐说。何以说《诗经》三百篇无邪?到底无邪在哪里?孔丘的回答不过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曹丕算是抓住了要点,可惜说得过于简单;最终经由刘勰的苦心经营,方才从诗学上全然道尽儒家的政治伦理和功利哲学。此后,有唐一代,韩愈倡言古文运动,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有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说;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诸如此类,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和圆满。顺便说一句,也正是中国诗学如此这般的道统传统,使得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好不理直气壮。毛式奴役之道,与传统道统诗学,所载之道有异,载道宗旨相同。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由于这种审美传统的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存在的层面,精神的层面,仅止于生存的筹划,世俗的功用,从而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昔日的诗言志,最后沦落为诗人得意或者失意的表白和渲泄;而从说书、评话衍生出来的小说,则要么聚焦于庙堂纷争和宫廷政变之类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要么忘情于江湖造反和盗贼作乱之类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诸多演义小说。这类文学所载的生存之道,充满阴谋诡计,暴力血腥。以阴柔见长教唆坑蒙拐骗,以忠义为名宣扬奴才哲学。这类文学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又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存在意义上的审美所必备之要素,诸如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心灵的高贵,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为人底线,在这类文学当中全然被小不忍则乱大谋、狠毒妇人心、无毒不丈夫之类下三滥厚黑原则断然取代。如此阴阳怪气的审美趣味,既是集体无意识创伤的折射,又是扭曲民族心灵制造畸形人格的元凶。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阴戾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这个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情结;诸如诡计多端崇拜,阴狠狡诈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草莽崇拜,帝王崇拜,枭雄崇拜,流氓崇拜。
   
   相对于如此一副美学背景,可以想见《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什么样的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儿女情长崇拜,柔情蜜意崇拜,无所作为崇拜,拒绝功名崇拜,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暴力和权力一起,在《红楼梦》里不仅变得丑陋,而且显得可笑。即便林冲式的英雄,也必须具备柳湘莲式的侠骨和柔情。倘若要问一部中国历史,在《红楼梦》里是被怎样颠覆的,那么回答应该是:缘自一种与传统诗学截然不同的审美品味。政治立场也罢,伦理道德也罢,历史观念也罢,甚至是宗教信仰也罢,都及不上审美观念的改变具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含金量。若要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品质,政治和伦理显然是最为表层的;即便是宗教信仰,也不是终极的指标;唯有审美品味的高低优劣,才能测出这个民族的文化质地。一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民族,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民族,但丁之于意大利人,歌德之于日耳曼民族,曹雪芹的《红楼梦》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由于《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搏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成为可能,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符其实的文艺复兴。
   
   毋庸置疑,王国维是第一个读懂《红楼梦》之人。借助叔本华的美学理论,王国维一眼透底地指出:《红楼梦》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从而“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在中国诗学史上同样具有前无古人的标高。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开始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更加饶有意味的是,王国维将《红楼梦》直接与歌德的《浮士德》作比较,与《圣经.旧约》里的《创世纪》作比较。这种比较虽然仅止于“苦痛的解脱”和“人类犯罪之历史”,但无意之中却给《红楼梦》之于中国文学作了一个相当准确的定位:一如歌德《浮士德》之于德意志民族,《旧约.创世纪》之于希伯莱民族,《红楼梦》是中华民族《圣经》般的经典。
   
   倘若王国维再援引一下亚里士多德之于悲剧的定义,灵魂的净化,那么这位中国悲剧美学的开拓者籍《红楼梦》所阐发的诗学原则,以及这种诗学所具有的存在意味和纯粹精神品质,就更加彰显。尽管事实上,王国维关注的并非是人世纷争的心计和权谋,而是相当纯粹的人物心绪和精神风貌:“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听曲悟境,读篇遐想;这种庄子式的飘逸,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及诸多演义小说中,是绝对不能想像的细节。这类细节又是热衷于暴力和权谋的枭雄根本读不懂的。毛泽东只能以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粗鄙,将《红楼梦》硬生生读成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就美学革命而言,并不因为《红楼梦》的问世就完成了。因为如何阅读《红楼梦》,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审美疑问。即便王国维读出其悲剧意味和存在的诗意,也并不意味着后人就会顺理成章地以非《三国演义》非《水浒传》的审美眼光阅读《红楼梦》。
   
   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截然不同,王国维的审美品味在于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且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不仅在《“红楼梦”评论》中如此阐说:“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在《人间词话》中也如此体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理解王国维美学的这种宇宙视角,是解读其审美方式的关键所在。
   
   正如不像以往的诗学家纠缠于文体上的分门别类,或者论说范围如何的包罗万象,王国维又同样不以人世间的纷争为然,而是专注于存在本身的诗意。按说,世俗人生与宇宙之间,相隔许多层面。即便按照老子的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或曰人与宇宙之间,也得经由地、天、道才能抵达。但王国维竟然像个孩子一样,每每一股脑儿地将人生与宇宙相提并论,并且将宇宙混混然地归结为一种生活之欲。倘若细究其概念的运用,显然是含混不清的。正如他习惯于将美术与美学混用,王国维也不细分宇宙和自然的区别,更不细辨生活之欲和生存欲望之间,有什么异同。因此,将“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解释成人类天然所具的生存欲望,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应该符合其本意。换言之,王国维的宇宙一词,既指生存空间上的浩瀚,又具存在意义上的自然底蕴。同样道理,所谓生活之欲,也是综合了人之为人的所有欲求。其中,既包括本能需要层面的生存欲望,又包括头脑层面的思考能力,还包括心灵层面的精神指向。
   
   从王国维这种混混沌沌的论说里可以发现,王国维美学的宇宙视角,其实是一种与老子庄子学说相近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基于的不是理性思辨,而是直觉感悟。王国维的直觉能力既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历经沧桑后幡然醒悟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这种天赋的王国维,单纯得几近婴儿,不仅不谙世事,甚至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这可能也是他最后毅然自沉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陈寅恪虽然刚直,但毕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多少具备以低调不争方式处世的能力。王国维却连这样的能力都不具备。由此也可以反证,王国维的天才,实拜上苍所赐。正因为不谙世事,王国维得以洞见他人难以觉察的历史走向:先共和后共产;同样因为不谙世事,王国维得以在美学上一领风气之先:以悲剧论与《红楼梦》在精神上并驾齐驱,以境界说开辟出中国诗学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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