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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而敵一國 振千仞足垂千秋

以一人而敵一國 振千仞足垂千秋
   紀念劉故社長紹唐先生逝世十周年
   
   八十九年二月十日,劉故社長紹唐先生病故於臺北三軍總醫院。十年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瀠洄在我腦海中,也常常出現在我的夢境。我告訴他,十年來我出了六十多本書,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臺灣的政治環境容得下我這一枝禿筆,我一定不會辜負他生前的囑託。
   良師益友 流水高山

   二十多年前,我由文壇耆宿、立法委員陳紀瀅老先生介紹,在福華飯店結識了名滿天下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先生,在座的還有畫聖徐悲鴻的長公子徐伯陽和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先生的幼子蔣祖怡。那天我帶了一冊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拙作作為見面禮,他瀏覽後即提議將我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人物專欄,按黨政、軍事、文化分類,以傳記文學社名義在台結集出版。我在香港鬻文為生三十年,從未見過一家文化事業的老闆像紹唐先生那般豁達大度一諾千金。不久,《中共文化百人志》、《天安門血案經緯》、《江澤民傳奇》等書陸續面世,他還叮囑我,向傳記文學投稿要趕在每月十日之前,則月底一定能付梓。有關葉飛的回憶錄我寄去臺北才兩星期,他就在第333期刊登了「金門失利」一文﹔《都會摩登》畫冊是專為吳相湘大作配圖用的,快郵寄達臺北直接進了印刷廠,在第428期登了封面、封二等三個彩頁,紹唐先生工作效率之高,可見於此。至於版稅與稿酬,從未拖欠,且標準遠遠高於臺灣的同行。如今港臺二地有些出版商當眾爭奪樣書後,輾轉借給友人傳閱經年最後毀棄承諾﹔還有些報刊,約了稿又藉口廣告擁擠而食言﹔有些報紙突然停刊時,拖欠稿酬半年。相比之下,賢與不肖,竟有天壤之差。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紹唐先生每季來港一次,到九龍青年會旅舍辦妥入住手續後,第一站必是尖沙咀寶勒巷的大上海飯店或新港中心三樓老飯店,由新亞洲出版社董事長范止安設宴接風,赴席的總是關國煊、孫永康、何錦玲、張翰書、周志立、馮彥、卜少夫、沈本瑛等,我則幸而忝陪末座。他在香港停留三至五天,由我陪同採購文史書籍,會見舊雨新知,一日三餐直至宵夜,總是深夜才分手,席中所見常常是:沈葦窗、姚立夫、曾恩波、呂康玉、吳傑民、李祖澤、謝中侯、蔣震、馬鶴年、吳中興、黃華宇、陳勳偉、王允昌、張國瑋、許倬雲、唐德剛、吳相湘、丁珮、潘漢唐、羅孚、張世傑、王虹、趙令揚、趙敏夫、劉幼林、陳劉篤、孫述憲、黃石華、邱啟楓、劉坤原、汪仲泓、林炳煌、劉保羅、張英、梁天偉、梁儒盛、張慕飛、鄭漢良、陳福林、馮葉、蔣芸、張寒松、張文達、張士基、張鼎臣、高文凡,盡皆一時之俊彥。每次離港,都由我送機,幫助辦理兩三箱書刊的報關托運手續。在機場小酌的總是:教育部駐港代表、立法委員張翰書、南非鑽石商周志立,關國煊先生有時也抽空來機場。紹唐先生總是說,劉關張三友團聚,可以組織龍岡宗親會的分會。有時友人挽留再續飲宴,便當場找華航機場經理陳勳偉辦理機票改期,多住兩日。
   在八、九十年代,我因買書,一年去臺北數次。每次都把信義路二段的傳記文學社當作第一站,紹唐先生總是在同慶樓設宴款待,居台期間無日無宴,陸續介紹我結識了嚴長庚、嚴長壽、王瑩、戴國輝、梁肅戎、王藍、吳延環、羅輯、邱秀芷、張玉法、劉毅夫、田彬、黃肇松、陳鵬仁、吳伯卿、朱志騫、陳一新、王昭麟、陳一平、金開鑫、王振邦、石敏、張佛千、趙守博、郭冠英、黃明銓、顧重光、薛興國、張守禮、卜乃夫、卜幼夫、吳興文、楊明、陸鏗、崔蓉芝、胡春惠、曹英哲、曾景忠、姚家彥、楚戈、王家政、袁暌九、蘇墱基、吳夢桂、項紀台、薛少奇、戴瑞明等等黨政經文商各界名人。我想,傳記文學在當年能發售兩萬多份,劉先生的交遊廣闊、廣結善緣乃是重要原因之一。
   耳提面命 春風化雨
   在台朝夕相處時,我常乘隙向這位老前輩討教。我說,我在香港主編兩本文學刊物:《開卷有益》與《香港筆薈》,感覺文學刊物很難推銷,香港人一擲三千元去賭馬毫無吝色,卻不捨得花三十元買一本文學雜誌。他說,事在人為,他也是從兩三千本起步的,內容、包裝、封面設計直至最後一遍清樣都要親自過目,一分耕耘才能有一分收穫。我聽社裡同仁說,編務均由他一人獨挑,從約稿、審稿、考訂、配圖,從不假手別人,常常在宴飲酬酢夜歸後,仍焚膏繼晷、挑燈夜戰,早晨上班的同事經常見到他在晨曦與檯燈交相映輝下伏案工作的身影,他的生命也是在長期熬夜中逐漸折損耗盡的。
   他對我說,年輕人辦刊物往往經不起金錢的誘惑,一本雜誌如果文章與廣告分不清,那就注定是短命的。《傳記文學》一貫拒刊壽慶應酬的詩文,避免內容空泛互相吹捧的文章,除了回憶錄與自傳,絕不給活人立傳,絕不刊登歌頌上司圖利他人的文章,堅持蓋棺論定。
   我問道,一本刊物要具備可讀性,總要臧否人物、評論是非,這個世界偏偏有些人憑藉金錢與勢力,動輒興訟,以勢壓人;設若大家善頌善禱,報刊又怎能成為社會公器?他說,不遭人忌是庸才,你不要怕壞人糾纏。文人當有威武不屈的錚錚鐵骨。我們研究歷史,就要以齊太史兄弟這種不畏強暴秉筆直書精神為榜樣。我們評論時政,臧否人物,要區別評文與評人的分野:評某人的文章,即使說他邏輯混亂、狗屁不通、曲學阿世,那都不會涉及誹謗;但如果評某人道德敗壞、貪污盜竊、老奸巨滑,那就涉及人格。若事出有因、證據確鑿,那就不是惡意誹謗,而公眾人物屬於可公評的對象,尺度較寬﹔對一般小人物卻要小心置評。欲避免壞人纏訟,要緊記胡適語錄:「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倘做到無一字無出典,那就根本不必憂慮壞人纏訟。
   他說,辦雜誌要切記勿炒冷飯,不登其他書刊發表過的舊文章,否則對讀者不公。這些都是至理名言,可是在某些「人治」地域卻是例外。不久前,我見到大陸最暢銷的《新京報》與《東方早報》相繼刊出長文抨擊某重量級學閥「每4N篇文章在不同省市可以編組3N本不同書名的新書,將舊作加上幾句新解密的檔案,便混充新的『研究成果』,欺世盜名」,這類學術舞弊現象在大陸上是司空見慣的。
   紹唐先生去世已九年,我自問是依照他的教誨撰寫、編輯、翻譯傳記文學作品的。五年前,我撰寫《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的歸宿》時,參閱了139種文獻典籍,共四億多字,光是《新聞天地》兩千四百多期就逾億字,《春秋》九百多期約八千萬字,而政協《文史資料選輯》與《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共五千五百萬字,雖不能說每篇都讀熟,然而五、六十年代的《新聞天地》、《春秋》、《大成》及《文史資料》中的政軍部份,都通讀了四、五遍。其他如三年前撰寫的《中共十大戰爭真相》,參閱了九十四種文獻,《反攻大陸機密檔案》參閱了卅三種文獻。論數量,大陸出版的遠多於臺灣出版的。各種出版物都免不了存在政治偏見,但祗要廣泛搜集資料,一般都能披沙揀金、去偽存真,找出真相。十年來,我撰寫的六十多部書都有自己的實地採訪記錄,靜態與動態資料並重。
   我雖未正式向紹唐先生行過拜師禮,但多年來受他的諄諄教誨,得益匪淺。他教我寫書編書的技能、治史立論的方法﹔也教我為人處世的道理,更為我樹立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典範。
   痛斥學界敗類 反對竄改史實
   紹唐先生早在卅八年北平易幟時就離開北大參加了南下工作團。論他的「革命」資歷,大致與江澤民朱鎔基相仿。倘若留在大陸做官,今日至少是部長級以上的高幹,坐擁數以十億計的資財,錦衣玉食,享盡富貴。但他混跡紅色政權一年就覺察到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毅然決然假道香港去了臺灣,投奔業師胡適校長。半世紀以來,他所創下的豐功偉績,證明他選擇了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對比沈從文、翦伯贊、季羨林、郭沫若等著名學人後半生在大陸上一事無成的慘況,足見紹唐先生高瞻遠矚,明鑒萬里。如今港臺與海外華人,一旦事業有成,便迫不及待到大陸「淘金」;紹唐先生卻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的愛國心——對祖國山川土地歷史文物的摯愛,驅使他晚年在臺北隆重接待他的母校——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和老師季羨林等,還遺言設立獎勵基金,用以獎掖對中國歷史發潛闡幽的優秀青年學子。然而,終其一生,始終分清中國與中共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臺北《傳記文學》月刊之所以被譽為「民國史萬里長城」,紹唐先生之所以被稱為「野史館館長」,除了他非凡的組稿、編稿、深厚的考據、注釋功力之外,他以筆名李光裕、本社、編者等名義發表的社論與編者按,無一不是精闢的史論和微言大義的政論,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對當政者訂定大陸政策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意義。例如,他在52卷第4期〈關於蔣母王太夫人身世特輯〉一文中指出:「對任何有影響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大可批評討論,但應以事實為根據。立場不同沒有關係,惡意編造、蓄意醜化而不尊重史實者,則為本刊所不取。」在第61卷第1期〈為本刊慶,為民國史憂〉一文中說:「近幾年臺灣有一怪現象,即學術界若干人士為政治目的而扭曲歷史、虛構與誇大史實真相,把地方歷史置於國家歷史之上,所謂二•二八研究即為一例。這樣下去,土地大於臺灣卅五倍的新疆省,大於臺灣十五倍的四川省,更有資格誇張地方歷史、置國家歷史於不顧了!這不僅無補於歷史研究,卻適足以造成更多的混淆與誤導。」近幾年有等大陸學閥捏造史實恣意侮辱抗日領袖,在臺灣出版的刊物上糾纏不休(這是單向的,像大陸記者可以在臺灣隨便闖蕩、臺灣有些傳媒連進入大陸都無門一樣,大陸的文史刊物絕對拒絕發表境外人士的相反觀念)﹔在臺灣內部,有等國家級的研究所傾其全力刪改二•二八史料,竄改得面目全非﹔什麼中外交通史、宗教史、哲學史那些不痛不癢不會得罪中共的專題炒得極熱,當務之急的國共鬥爭史卻無人沾手。我想,如果紹唐先生遲幾年撒手人寰,局面尚不致淪落成如此不堪!
   畢生以國家命運蒼生安危為念
   紹唐先生以一介書生,無時無刻不以國家命運、蒼生安危為念。例如,他在55卷第1期〈如何在天安門大火燼中再加一把勁〉中呼籲:「中國的希望必須由海外的中國人點火……如何再加一把勁,在海外再為之燃燒起來,進而在大陸各地普遍燃燒起來,中國才能在絕望中重現生機。」
   對中國國民黨,他始終懷著恨鐵不成鋼的情緒,在55卷第3期〈國民黨應記取心臟中的歷史匕首〉一文中發出警世通言:「國共兩黨之爭,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國民黨對共產黨一無所知,共產黨對國民黨則瞭若指掌……說國民黨貪污無能,說美國幫了共產黨的忙,都是皮相之論。」在54卷第1期〈從海峽兩岸敵意消失談到一廂情願的大陸政策〉一文中,他一針見血指出:「中共真正堅持的只有一個堅持,那就是它的對臺政策:臺灣是中共政權下的地方政府、解決臺灣不排除使用武力。此一政策數十年來如一日,從未有絲毫讓步。臺灣根本沒有大陸政策,如果有的話,只是開放二字……全面開放,完全開放,這就是臺灣擋不住開放的洪流而被迫採取的大陸政策……實際上,臺灣是最大的輸家而不自知。最可悲的,臺灣因為民意急於求開放,已一步一步走入中共所設下的『地方政府』的陷阱。最令人引以為憂的是,眼見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的招牌不但日漸暗淡無光,且逐漸將在歷史的舞臺上消失了。」在57卷第2期〈悲日漸消失的中華民國〉一文中慨歎:「四十年來臺灣不斷在經貿上加添籌碼,眼看可以與中共再一較短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平起平坐了,不幸又將毀於兩種人之手:一是見利忘義、向中共投懷送抱的工商界人士;二是只計個人恩怨、徒然膨脹地域觀念、不顧國家前途的台獨與獨台份子。這兩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他們對中華民國的日漸消失,都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加快了中華民國消失的腳步,豈不悲哉!」對於國家前途,他並不持消極悲觀態度,而常常向當政者提出撥雲見日、暮鼓晨鐘式的真知灼見。例如他在第58卷第1期〈一國兩制有何不可,問題在哪一國?〉一文中提醒當政者:「中國的統一問題與東西德、南北韓絕不相同,也不在什麼近程、中程、遠程,更不在兩制、兩府、兩地區。第一步就是要能夠以平等地位接納對方。接納對方的先決條件就是先要彼此承認對方……你承認他容易,問題是他絕不可能輕易承認你中華民國。那麼,彼此不能對等承認、對等接納,則統一問題根本無從談起,因此中國統一不是短時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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