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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李鹏“六四”日记》

来源:北京之春

是真的还是假的?


   6月22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将推出《李鹏“六四”日记》。书还没上市,其电子文本就已经在网上热传。我也从网上收到一份,其中有些错别字,但据朋友说应该就是那本书的电子文本。
   对于这本《李鹏“六四”日记》,人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说是他从一个秘密渠道获得的;经过他和其他专家的研究,相信这确实是李鹏所写,当然还未经本人出面证实。
   我阅读全书后,也倾向于认为它是真的。因为,第一、李鹏有写日记和发表日记的习惯。此前他已经出版过6部日记:《三峡日记》、《核电日记》、《电力日记》、《人大日记》、《经济日记》和《外事日记》。六四这件事这么大,想来李鹏应该记有日记。第二、早在6年前,香港的《亚洲周刊》就发过一则消息,说李鹏写了本《“六四”日记》打算出版,但被中共现任领导人阻止。第三,到目前为止,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还没发现书中有什么明显的“硬伤”。第四,比较李鹏的其他作品,文字风格很相似。第五、此书的出版人是鲍彤之子鲍朴,他们的特殊身份也增加了此书的可信性。第六、从情理上推断,李鹏应该有出版《“六四”日记》的意愿,因为六四这件事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市面上已经有了关于此一事件的多种版本,无论如何,拿出一份自己的版本对自己总不会有坏处。第七、李鹏年过80,健康不佳,自知来日无多,希望在自己生前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了却一桩心事,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如果李鹏出面承认,那就可以肯定此书是真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李鹏出面否认,或者是中共官方出面否认,那倒不一定证明书是假的。估计在现阶段,李鹏本人及其家属和中共官方都不会出来表态,而沉默很容易被理解为默认,但那毕竟不是确认。很可能在近期内,我们无法确认此书的真实性。
   李鹏出版《“六四”日记》用意何在?
   下面讲一讲李鹏为什么有出版这本书的意愿,也就是说,李鹏出版《“六四”日记》的意图是什么。
   有评论说,李鹏想通过这本书把六四的罪责推到邓小平身上,为自己开脱,起码是减轻自己的罪责。我看不像。是的,早在一个多月前,有人告诉我,他读到了李鹏日记,其中最厉害的一句是,邓小平讲:“镇压就镇压,我负责。”不过我在《李鹏“六四”日记》的电子文本里面并没有发现这句话。倒是有下面一段话。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另外,《李鹏“六四”日记》还写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场方案也是邓小平批准才实施的。
   上述记叙无疑证实了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一结论毫不新鲜,我们从来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李鹏是否在他的书里给自己有所开脱呢?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就有给杨尚昆开脱罪责之嫌。但是李鹏的《“六四”日记》并没有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从《李鹏“六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从学运一开始,李鹏就采取敌视态度;另外,他对赵紫阳也是从一开始就充满猜忌。李鹏的强硬是贯穿始终的,而且至今仍毫无悔悟。事实上,我在读了这本《“六四”日记》后,李鹏作为六四屠杀的第二号主犯的印象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强化了;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和我有同感。
   那么,李鹏出版这部日记的用意是什么呢?通读《“六四”日记》,我注意到,在写到各中央领导和封疆大吏们对学运、对戒严令的态度时,对于那些和李鹏立场接近的,李鹏都记载的比较详细比较清楚,并且常常是提名道姓;对于那些持异议的,他记载的就比较简略比较含糊(当然除了赵紫阳),并且常常隐去姓名。有的事很重要,例如5月21日,有张爱萍等8名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这事在当年就流传很广,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里也有记载,据张万舒说,这件事是新华社军分社与张爱萍将军秘书通电话核实过的。但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对此事却只字未提;他祗是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含糊其词地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算是对不少高级将领持异议一事给了点暗示。
   不错,李鹏可以解释说,因为这本书是要公开发表的,他这一详一略,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也是为了保护“犯过错误”的同志。但显而易见的是,李鹏这样做,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六四这件事是中共上层绝大多数人集体决定的,是得到党内政府内的广泛支持的,大家都有份,这就减轻了李鹏自己的个人责任。我以为这就是李鹏发表《“六四”日记》的主要意图。顺便一提,邓家人为邓辩护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邓小平长女邓林到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李鹏出版《“六四”日记》,可能还有防范党内上层有人为六四平反的意图。以杨尚昆的情况为例。据蒋彦永医生说,杨尚昆曾经讲过,六四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错误。按照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杨尚昆在八九期间的表现是摇摆的、暧昧的。可是依据《李鹏“六四”日记》,杨尚昆则是另一副模样。杨和邓的关系非常特殊,赵紫阳和李鹏要和邓见面都需通过杨;是杨尚昆最早在赵紫阳离开北京的时候向李鹏建议去请示邓小平,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借廖汉生的话),也是他直接部署戒严的军队。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杨本是六四元凶之一,他后来对六四的批评祗不过是自己失势后的投机而已。

吴国光的一个重大推测


   在加拿大任教的吴国光为这本书写了篇导言,其中,吴国光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推测。吴国光指出,在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叙述中,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在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上就呈现重大的路线分歧,而直到4月23日下午赵离京访朝时,中央都是在按照赵的温和路线发文件应对学潮,那么,何以到了4月24日晚上,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大家就“空前一致”地转而接受了李鹏的强硬路线,把学潮定性为“反对共产党的动乱”了呢?
   吴国光发现,《李鹏“六四”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李鹏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送走赵紫阳后,(处理学潮)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那么,去没去呢?日记里没交待。按情理推测,应该是去了,或者是以别的什么方式和邓联系了;否则李鹏完全没必要写下这段话。吴国光推测说:“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
   倘若这一推测为真,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按照以前各种版本对这件事的记叙,先是政治局常委开会作出决策,然后征得邓小平赞同。这在程序上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要是按照吴国光根据李鹏书中的暗示所作出的推测,实际上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在总书记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那就全无正当程序可言,从而也就谈不上合法性了。
   为了说明这一推测,吴国光还列举了很多旁证。这些说明都很有说服力。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邓小平在4月24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前下过密令,按说赵紫阳后来是该知情的,那么,赵为什么在他的录音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由此还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表态,李鹏不可能有后来的嚣张。这再次表明吴国光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


   《李鹏“六四”日记》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资讯。以6月1日的日记为例,这一天的日记至少披露了两件以前人们不知道的事。
   一件事是,李鹏在6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祗讲到6月1日有戒严部队化妆进入城区,没讲到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广场。关于在6月3日之前就有戒严部队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事,先前也有过传言,但缺少权威的来源。如今有《李鹏“六四”日记》出面证实了。
   另一件事是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这件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和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都不曾提及。这件事很重要,值得多讲两句。
   6月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璆、吴文昌等同志”。会上,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李鹏在书中有选择地引用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从这些发言者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李鹏邀请与会的学者专家基本上都是他还比较信得过的人,其中绝对没有被认为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也绝对没有那些积极支持学运、后来被打成“动乱精英”的知识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较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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