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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吗?


   
   
   
   南郭点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文化的基础。基督教思想教义主旨乃是爱、博爱、爱人如已、宽恕、忏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实际上基督教文化乃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道德伦理基础。然而,中国知识精英中确有不少唯物无神论者,迄今对宗教信仰的本质,人类心灵灵魂精神灵性生活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以致人云亦云。南郭以为基督教文明博大精深,是自由宪政民主的道德伦理与理论基础。

   
   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吗?
   
   郭国汀[1]
   
   极权研究专家仲维光先生认为极权主义有哲学思想,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三大根源:其中对宗教文化的根源言及:苏联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 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2]
   
   归纳仲维光先生有关极权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论点[3]:
   
   (1) 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基督教救赎思想的一种典型的基督教政治化、尘世化;
   
   (2) 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尘世化、政治化、现代化的产物;
   
   (3) 极权主义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畸形产物;
   
   (4) 极权主义文化是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
   
   (5) 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是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
   
   (6) 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
   
   质言之,仲先生认定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尘世化,市俗化,政治化的产物。进一步推论势必得出基督教文化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的结论。另有个吴茂华先生也称:“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间”[4]。然而对此种论断,吾实在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将极权主义归因于基督教、基督教思想及基督教文化的说法恐怕仅是反基督教学者们的一种偏见,由于未见其论据及其论证过程也未见其原文,暂无法做细致评论。欲解决此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何谓基督教思想?什么是基督教文化?是所有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还是其中的某个论点?其次,基督教思想文化市俗化政治化具体表现在哪些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主要论点上?欺骗宣传?强制洗脑?精神控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财产私有制?暴力专政?恐怖?屠杀?第三,有证据证实,马克思在上波恩大学一年级时,抛弃了基督教信仰,改信了魔鬼教,那么为何不是魔鬼教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什么是极权主义?
   
   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里查德指出:基督精神教义与共产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自愿自觉,从不强制更不滥用暴力;而共产主义根本违反人性违反自然,违反物质和人的本性,共产党全部依赖强制与暴力来强加其主张与理念。[5]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认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则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续,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切证实马恩列斯毛均严重缺乏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基本原理常识,也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知识。吾以为共产主义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其创始人及追随者们均不了解人的本性,也不了解物质的神密性,同时误解了人的角色妄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本身。我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是天然的永恒的,这是由物质的神密本质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天性就象本能一样不可能改变,而只能限制。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由和人权的前提与保障,凡是没有私有财产之所,就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人权,而自由和追求幸福均是人的天性,凡是与人的天性本性作战者,注定彻底失败。具体言之:
   
   首先,仲先生未明确基督教文化到底是极权主义的根源还是其产生的条件或原因之一。因为根源只能有一个,有根源必有结果或产物,而条件或原因则可以多种多样,但具备某一条件或原因却未必有结果或产物。虽然仲先生未明确指称基督教文化是极权主义根源,但从上述归纳之仲先生极权主义的六个论点,极可能误导读者得出基督教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之谬论。然而,仅从形式逻辑推论便能证明该论不能成立;如果基督教文化是所谓极权主义的根源的话,按常理凡是基督教国家必定(至少最容易)成为极权国家,因为有根必有果,然而实际情况恰恰好相反: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全部是极权国家,共产党则全部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理性至上论),绝大多数基督教国家则从未产生极权体制;虽然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均是基督教国家,但法西斯与纳粹均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极大,也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极深。
   
   其次,仲先生至少用了“基督教救赎思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政治化” 、“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现代化”六种表述与极权主义相联,但这些表述并非同一概念,其内含与外延相差甚大;比如,“基督教文化”绝不等于“基督教救赎思想”更与被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基督教世俗政治化”也与“基督教的政治化”不完全相同。
   
   再次,“基督教文化及基督教西方文化”含义更包罗万象,因为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基督教文化含义非常广,至少涉及文学、诗歌、音乐、舞蹈、艺术、美术、雕塑、绘画、服装、建筑、哲学、精神、心灵、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神学、宗教与科学技术等人类社会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吾以为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乃是爱、忏悔和宽恕的文化;用神学研究者陈尔晋先生的话来说,基督教的教义主旨是“爱、博爱、宽恕、爱人如己、尊神为大。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都是卑微的也是平等的”。[6]因此将基督教文化等同于基督教救赎思想完全不能成立,认为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更无丝毫说服力。
   
   第四,仲先生列举德国政治学者埃瑞克•弗格林之“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既未列原文也没有注明出处;反之当代极权研究专家Abbott Gleason在其《极权主义:冷战史》中指出:“德国政治哲学家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与其他宗教心灵思想家一样,认为极权主义(最终)根源于非宗教主义或现世主义。他同意阿伦特之‘改变人性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但他认为极权主义是被中世纪无所不在的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念的市俗化版本”。[7]
   
   此段论述与仲先生援引的沃格林之“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说法相差甚大,意思则刚好相反。因为“基督教文化或其政治化市俗化现代化”与“被中世纪的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念的市俗化”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沃格林的原话准确翻译不太可能是仲先生援引的说法。因为沃格林认为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非宗教主义或现世主义’(亦即理性至上论),同时他所指的‘基督教救赎观念’前面有 ‘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定语。亦即沃格林所指的‘基督教救赎观念’有极严格的含义,与仲先生所说的“基督教救赎思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政治化” 、“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现代化”完全不是一回事。质言之,沃格林对宗教持充分肯定立场,而按仲先生之论,则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简直成为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沃格林认定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非宗教化与现世主义’,在于‘被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的世俗化’。按照他的说法,唯有‘被异端邪说和社会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才可能与极权主义有某种关联。但是此种被歪曲救赎思想,与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政治化显然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基督教救赎思想与极权主义无关,被社会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又怎么能与正常的基督教救赎思想相提并论?更遑论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了。
   
   第五,虽然汉娜阿伦特(Arendt)是全球首个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但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从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入手。她认为意大利不够成极权[8]。她认为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9](Pan-Germanism and Pan-Slavism) 提供了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两个思想逻辑根源。这种部落民族主义将人民分为‘我们的’和‘非我们的’。[10] 阿伦特曾研究极权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和经济理论根源(A113),她相信马克思理论的某些要素涉及极权主义的崛起,她虽未指控马克思造成极权主义,她确实指出了马克思思想中有诸因素与极权主义的堀起有关联,将人类的自由完全消失于“集体生活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如果人理解历史的必然进程,并按其指导行事,‘任何事物均是可能的’。正是这两种观念的组合创立了一种可被极权主义使用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当人类‘作为个体实体过一种集体物种生活’时,历史即将终结。(C75,83,85)[11]马克思贬低法律和政府的价值,他的‘从经验里解放思想’及其体制决定论,试图说服人民,即使他们没有权力采取独立行动,未来是可预见的,不可抗拒的乌托邦(C89,90,97)。亦即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极权研究专家根本未提及极权主义的宗教根源。
   
   第六,与阿伦特同期的极权研究专家塔尔蒙(Jacob Talmon )则是从苏俄下手研究极权主义,他在其《极权民主的起源》[12]中重点研究苏联,认为极权主义源于启蒙运动。我认为塔尔蒙的研究路径比阿伦特更正确也更科学,因为,虽然“极权主义”一词最早由意大利记者和政治家阿曼多拉于1923年5月23日首创,但极权政体最早出现于苏联;事实上,无论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均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极大[13]。塔尔蒙认为法国大革命雅格滨专政与苏联1938年大清洗有关联。[14]塔尔蒙第一次将极权主义区分为左右两类。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以集体,国家,民族和种族对抗个体。左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主张人的基本良善和人性完善化的可能性;右的极权(法西斯和纳粹)则强调人的弱点和腐败趋势。因此,极权民主只适用于左的极权而不适用于右的极权。(A114;T6)他认为‘极权民主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启蒙运动产生了两种独特的民主思想。一种是自由的假定政治学是审查和纠正政治制度;另一种是极权民主学派,基于政治学真理单独和排它的假设的政治摩赛亚主义。自雅格滨专政到布尔什维克专制再到20世纪激进主义哲学观的政治摩赛亚主义,驱动创设苏联共产主义及苏联权欲知识分子对苏俄革命提供了主要支持’。他指出‘极权精英是不惜一切代价重造世界’。他还讨论了霍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Holbach)摩莱里(Morelly)马布利(Mably)等人的哲学,但重点放在卢梭(Jeah-Jacqnes Rousseau)的‘普遍意志’与‘所有的人的意志’,他认为卢梭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先驱(T116)。英国爱丁堡大学格林教授经研究卢梭亦确认卢梭‘构成了20世纪极权国家的基础’(A116)。[15]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里查德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与霍尔维修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影响极大。[16]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哈佛大学教授布林通(Crane Brinton )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马、列、斯主义的全部基础均可追溯至1796年雅格滨专政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所有其他实体的消亡,启蒙运动先驱者或精英的作用,对群众鄙视的态度与最终信任相结合,革命选定的人民,需要用铁幕保护,以防止外国腐蚀等观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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