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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達賴喇嘛出走事件謎團

達賴喇嘛出走事件謎團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事件,海內外有多個版本流傳。在中國有「民間版」和「官方版」兩個主要版本。「民間版」即「讓路說」: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澤東放走的。「官方版」則是「劫持說」,這個說法首見於1959年3月28日發布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這些反動分子……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儘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公開否認,但官方一直堅持這個說法。這兩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揭开達賴喇嘛出走事件謎團

   
     《1959:拉薩》是重建這兩個歷史真相的第一本書。
   
     對於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書中的陳述是3月17日那天有兩發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在請示乃穹神諭後,得到的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線圖。
   
     但乃穹神諭的話只是達賴喇嘛考慮的因素之一,那兩發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才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主要原因。
   
     他相信,如果民眾不再有保護的目標,他們很快會離開羅布林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大規模流血。
   
     從羅布林卡去山南有兩條路,一條從羅布林卡南面的然馬崗渡口渡過拉薩河;另一條路從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到曲水或貢嘎。討論後決定選擇第一條路線。這條路並非沒有危險,河對岸就有解放軍駐地,即八一農場,但是相對而言危險比較小,就算被解放軍發現,他們也得先過河才有可能攔截;即便驚動了民眾,大批人馬過河亦非易事。
   
   本書特色
   
     作者李江琳,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1987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得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作者從2004年開始致力於研究西藏問題,每年都從紐約飛到印度尋訪西藏難民定居地點,採訪了200多名來自西藏三區的難民,在印度和尼泊爾訪問了14個西藏難民定居點,傾聽和記錄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通過調查研究,對西藏歷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為了讓大家真正了解五○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她綜合了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尋找1959年的兩個真相:
   
   1. 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
   2. 達賴喇嘛為何出走?如何出走。
   推薦序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地平線上的風暴
   第二章 戰火燃過金沙江
   第三章 風雲際會新德里
   第四章 悲愴的青海湖
   第五章 拉薩:不安的早春
   第六章 布達拉宮的驅魔舞
   第七章 槍口下的傳召法會
   第八章 「達賴喇嘛不准帶警衛!」
   第九章 「西藏歷史上最緊張的一天」
   第十章 神秘的康巴漢子
   第十一章 保衛羅布林卡,保護達賴喇嘛
   第十二章 烏雲壓城城欲摧
   第十三章 砲口下的秘密策劃
   第十四章 「走!走!今夜就走!」
   第十五章 那天夜晚,然馬崗渡口
   第十六章 蒼蒼雪域,莽莽高原
   第十七章 黎明前的槍聲
   第十八章 藥師佛之殤
   第十九章 紅色的拉薩河
   第二十章 血火聖城
   第二十一章 「投降吧,為了保護大昭寺!」
   第二十二章 硝煙飄散之後
   第二十三章 永恆的翻越
   後記
   附錄 書中人物
   主要參考書目
   採訪名單
   
   今年(2010)美東的初春雨水極多,我們驅車前往紐約,一陣陣的傾盆大雨使我們難以認路,但「交通定位器」的清晰聲音指引我們下一個路口要行駛的方向,就這樣我們來到了「漢藏學生友誼之橋」的會場。3月,我應邀在紐約參加了一次漢藏學生發起並組織的研討會;會上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還認識了李江琳女士,李女士和我都是大會發言人。會上聽了各位發言者的精彩演講,使我非常感動,特別是李女士的發言使我意外,我原以為她作為一位漢族學者,自然會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來談論西藏問題,而她的發言恰恰相反,沒想到她的發言會那麼條理分明、客觀事實,而且還引用了很多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來說明西藏問題的來源和發展。看得出來她真是付出了心血,並擺脫了中國官方宣傳的枷鎖,進行認真的研究來闡述真實的歷史,這點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會後我主動找她,繼續交談,因而對李江琳女士有了更多的了解。得知她以前從事圖書館工作,近幾年來她研究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三區1950-1959年的歷史,不難看出她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告訴我,正在寫一本關於1959年「拉薩事件」的書,請我為這本書作序,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李江琳女士收集大量資料闡述50年代在三藏高原所發生事件,她的書裡也寫到了青海「平叛」的一些情況,青海是我的家鄉,是我理所應當要關心的地方。我最近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也寫了一些當時家鄉所發生的情況。我的書是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來寫的,也就是說真實地反映了親自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情景。李女士書中是以史料為依據來證明事實的。
   
     李江琳女士出生在共產黨的幹部家庭,從小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想她肯定自然而然的相信中國政府的宣傳,除了政府的宣傳,對西藏和達賴喇嘛,她可能一無所知。由於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機緣,她對西藏問題產生了興趣,通過調查研究,對歷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李女士多年的研究和確鑿的事實,使她做了一個90度的轉彎。這使我想到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先生─一個成長在國外的華僑,以愛國的熱誠跟隨毛澤東從事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開始對毛澤東五體投地,敬佩之極,成為新中國的「御醫」他當然感到自豪。但是,多年親眼目睹毛澤東的私人生活和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對毛澤東產生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並寫了那本馳名中外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書,這本書使我們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政治內幕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這點上李江琳女士在西藏問題上的深入研究、她所做的刻苦努力和最終產生的思想變化都有同樣的意義。
   
     為了讓人們真正了解歷史和50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這本書能提供來自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其內容很有說服力。服務政權的宣傳和單一的紅色口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需要面對歷史,尊重事實。真正了解西藏問題,才能知道應該怎樣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如能真正反省歷史,才能癒合民族間的傷痕;真正的和諧來自於真誠。
   
     李江琳女士的書讓我想起一件往事。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許多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特赦國民黨將領,無罪釋放1958年「平叛擴大化」時被捕的藏人和蒙古人。就這樣,塔爾寺的很多高僧大德在獄中沒有圓寂的都平反回寺了,我們家族就有很多人同樣得益。我可憐的父親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和侮辱,老人往生的地點、時間我們至今也無法得知,但當時我還是感激共產黨的「平反昭雪」政策。
   
     過了幾年後我有機會跟一位叫馬海霖的朋友(他的名字怎麼寫我記不清了)聊天,才得知這些所謂「平反昭雪」的來龍去脈,平反得來真是不易啊。馬海霖當時是青海省委統戰部的幹部,後來當過青海省伊斯蘭教協會秘書長。他告訴我,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扎喜旺徐多次到中央,要求對1958年青海地區的「平叛」平反。扎喜旺徐是藏人裡最早加入紅軍,跟紅軍長征的「紅小鬼」之一,也是第一批來青海的藏族領導之一,所以他親眼目睹了1958年青海「平叛」的情況,後來他常常要求中央對「平叛」徹底平反。馬海霖有機會跟扎喜旺徐去北京參加過一些高層級的會議。扎喜旺徐每次進京開會都會找一些中央領導人,要求他們對青海「平叛」徹底平反。扎喜旺徐每次都反映青海「平叛」的錯誤,「平叛」給當地少數民族帶來的災難,特別是對藏族同胞的摧殘傷害,「平叛」必須平反,否則黨的信譽無法恢復,工作也無法開展。馬海霖說,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平反「平叛」都有非常大的阻力,特別是省一級領導,因為當時下命令鎮壓所謂叛亂,和參與槍戰的州縣一級領導,現在已經提升到省級了,平反「平叛」對他們的職務、利益和榮譽都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願意平反「平叛」。他們堅持說「平叛」是正確的,「擴大化」恐怕有過錯,最多只能承認這一點。
   
     但扎喜旺徐堅持徹底平反「平叛」。他下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處收集資料,尋找一切機會為徹底平反「平叛」做最後的努力。又有一次進京開會,一天傍晚,扎喜旺徐繞道而行,故意去「碰見」散步的鄧小平。鄧小平可能看在當年長征的藏族紅小鬼的情分上,給了他很大的面子,單獨召見談話,並點頭同意徹底平反「平叛」,以便開展民族區域落實政策的工作,恢復黨的榮譽。
   
     扎喜旺徐回來之後,手捧鄧小平的「聖旨」,避開省裡的種種抗拒和干擾,並調來各州縣的檔案,在省委召開了一個特別的秘密會議。在戒備森嚴的情況下開啟了那些封存的檔案,馬海霖也有機會看到了這些文件,說這些檔案使他目瞪口呆,說當時的血腥鎮壓,真是對少數民族血債累累,言詞無法表達。就這樣才有了當時的平反昭雪,「平叛」被宣布無罪,一些家庭得到了一點經濟賠償,「反革命」亡靈也允許超度了。我問馬海霖那些檔案現在還能不能看到?他說除非太陽從西面出來,恐怕老百姓難能一見。馬海霖說,青海的「平叛」能夠得到平反,都是扎喜旺徐一個人的功勞。馬海霖作為我的一位回族朋友,對扎喜旺徐這位藏族老人他多麼敬佩啊!
   
     看到李江琳女士書中提供的資料,我有同樣的感受。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為了解真正的事實,掌握真實的歷史才能對西藏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服務政權的宣傳和無理的謾罵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從50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口徑污蔑和謾罵達賴喇嘛,50年過去了,這未能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藏人心中的精神領袖也沒有被其他人來取代。我們必須了解歷史,了解在這半個多世紀在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正了解藏人的感受,才能幫助我們跨越藏漢民族間仇視敵對的鴻溝,真正建立藏漢民族的和解和友誼。
   
     青海塔爾寺住持
     阿嘉‧洛桑圖旦
   
     2010年3月
   (一)
   
     2008年10月的一個夜晚,10點多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錫金首都崗托。
   
     這天一大早,我從尼泊爾東南部,一個靠近邊境的小城出發,乘計程車去印度。汽車穿過平坦的山谷,翻過一道山梁,到了邊境才知道,那是個只供當地人來往的小關卡,外國人不准通行。汽車只好掉頭下山,返回山谷。到了另一處邊卡,我背著攝影包,拉著小行李箱,從一座破舊大門的這邊走到那邊,就從尼泊爾進入印度。一到那邊就遇到一輛錫金來的計程車,司機正要返回崗托。他先把我載到邊境辦公室。一名印度職員坐在老舊櫃檯後面,翻開笨重登記簿,抄下護照號碼等等,我簽上名,就算合法入境了。我走到等在樹下的計程車旁邊,把行李箱扔進車廂,裝著筆記本、答錄機、照相機、攝影機和護照的背包放在身邊,對司機說:「走吧。」那時已是下午4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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