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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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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霭沉沉“新上海”


   
   一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开始了一支独秀的黄金岁月,它在内气势压深圳,对外锋芒逼香港,取代香港国际地位的鼓噪甚嚣尘上。近年一些先富起来到欧洲观光的人,底气十足地说,上海许多方面已超过巴黎。还有铁算盘统计出来数字:上海人均国民总产值已过四千美圆。经历过大跃进的人,虽然本能的警惕任何“飞速发展”,但上海毕竟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它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巴黎和亚洲最大都市的底子,还有聪明勤奋的上海人,借改革的东风,创造奇迹也并非不可能。
    带着半信半疑的悬念,我不耐五年的睽隔,去年初回沪省亲。

   飞机清晨抵达浦东国际机场,这是上海近年竣工的几大建筑之一。也许旅客稀少的缘故,空旷高阔的侯机厅显得大而无当。一出机场,我就有时空逆向的错觉,仿佛不是从天空清明的伦敦到上海,而是从上海来到百年前的雾都伦敦。低空压着一层云不像云雾不似雾的浊气,我先还以为这是一个独特的坏天气,因为不提小时侯碧空如洗的冬日,就是上次回国还差强人意。岂料,随后的三个月,几乎天天如此,即使有太阳也像被一层又一层肮脏的纱布裹住,只透出朦胧的微光,仅有三天让我看见一个较为像太阳的太阳。
   气候也在变异,深冬里没有清冽的寒风,却像春末夏初的黄梅时节,终日弥漫着粘乎乎湿漉漉的微暖气息,家里厨房卫生间的瓷砖上三天两头汗水涔涔。
   这些都是大气污染的结果。
   然而我问周围的亲戚朋友,竟没一人感知这种变化。相反,各界人士大多沉浸在自满中,每个人的工资和住房面积在增加;每周总有一两次公的私的饭局;交通也在改善,出租车一招就来,奔向醉酒当歌的场所,这不是小康么,还图什么呢?没有人探讨整个上海的现状,更免谈关心外地及遥远的农村山沟。
    上海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耽于“安乐”又意志消沉,这种麻木迟钝的心象既是天象的原因,又是比天象更可怕的末日社会的世象。
    二
    上海最见变化也最为人乐道的是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就在我滞留期间,上海的报纸自得的报道:上海的高层大楼已超过纽约香港列世界第一。却不见领导和专家寻思:高楼造了百年的纽约和造了五十年的香港为什么反“赶不上”造了十年的上海。记得十年前,在世界上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中,惟有上海仅靠公共汽车运输,为此入了吉尼斯记录,报纸也作了自在的报导。忽倏十年,上海从自卑自怨的阿Q,一个跟斗翻到自大自狂的阿Q。
    不说这些高楼对上海未来的负面影响,先看高楼内外的现状吧。
    我去走访一位同学,虽然找到了他家的地址,但那一排熟悉的英国洋房已经匿迹,只剩一片堆着残砖剩瓦的空地。我不由纳闷,这样的老房子在英国本土也只涨不跌,上海却快速发展到更新它了?何况我的一个朋友向我抱怨,他家七十年代末就属于危房,列入政府的改造蓝图,但“动”了二十多年至今没迁,因为地处上海边缘,没有外商买那片地。
    我展转联络上那位同学,才知他迁入了一幢二十八层大楼,二十八层!二十年前二十四层国际饭店是上海最高楼,最豪华的锦江宾馆只有十八层,如今普通百姓住进了二十八层楼,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
    公寓的设施也差不多宾馆化了,大门口和每幢楼设双重警卫室(不是门卫室),有保安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还有专职清洁工。唯一不足的是地皮有限,四、五幢二十八层彼此仅隔十米,只有走道没有绿地,作办公大楼都差强人意。真有点宾馆、办公楼、居民住宅三不像。
   我的同学的感觉极好,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外商花高价买走他旧居的那排洋房,他拿到一大笔钱,再加在收益不错宾馆工作,每月付按揭买下现在的房子。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出租,月租金八千元。八千元? 可算世界高水准了,上海人富得了得?
   我下了电梯往外走,在门口被一个清洁女工叫住,半天才认出是十多年没见的一位老邻居,她下岗在家,六百块补助金不够用,为增加四百块来此清扫,一个月只有四百? 是她打扫的一套房子租金的二十分之一!
    走出大楼,背后还是东一片西一片的低矮房子。
    有了这次眼界,就不惊奇中学语文老师的情况了。她住在热闹的南京路上,几年前东南亚的富商相中了那片地,她家已列入拆迁范围,是亚洲金融风暴拖延了计划的实施。老师感叹:当初动员迁居,她对石库门的旧屋依依不舍,觉得最好内部翻修更新,既改善住民生活又可保留城市风貌,如果全拆了,上海就面目全非了。
    但是拆迁还继续冻结,老师的看法变了。她三个儿子的单位都不景气,下岗的下岗,勉强保住工作的也买不起房子,三个小家庭在父母处各占一间等动迁,挤得她和老伴在五六平方米的亭子间打转,现在她顾不得上海的形象了,只希望在有生之年住上宽敞的房子。望着老师花白又稀疏的头发,我也顾不得跟她谈建筑文化之类的问题,只祈愿她的愿望早日实现,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啊!
    这就是上海的两极,也是市政府的政绩。这些年市政府一直在做“大”文章:建造世界第一斜拉桥;竖起亚洲第一电视塔;垒出全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有“大”的撑门面,“小”问题可以忽略。市政府九十年代初提出:二十世纪内消灭八十万只马桶,这诺言至今没有兑现,也没人敢追问,盈千累万无权无钱的上海贫民,无可奈何地拎着恶臭了一百多年的马桶走进“新世纪”。
   三
    比起食住的听天由命,死活的任人宰割更让人胆战。
    我原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一位同事告诉我:我们科在任的主任是赵某,还兼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月薪一万元人民币。
   真有这样的事?因为我太了解这个赵某了。
   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进医院时,他已有十多年临床经验,是我应该尊敬的老医生,然而我很快失望了。那一阵在急诊室,他的工作原则是:患者病状千种,我有一定之规。不管来什么急诊病人,他总是下差不多的医嘱,先挂上一瓶盐水或葡萄糖水,里面不外乎维生素抗生素激素之类。你要追问,他回答地头头是道,因为无论什么急病这三素总凑得上。
   一次,急诊室来了一位吐血的外地农民,我准备收他入院治疗,但赵某却以病人手续不全为由不同意。根据当时的规定,病人必需拿着县医院的介绍信,去省卫生厅的批转,再得到上海市卫生局同意,才能来我院就诊。我据理力争,说如此危重病人,这一圈兜下来,也不必来医院,可以直接去火葬场了。但赵某为了显示主治医生的权利,“铁面无私”地按原则办。最后我被迫以“病人适合作研究病例”为诱饵,争得主任医生的同意才救病人一命。
   我们的制度养育造就了赵某这样的“医僚”,他不需看医书,不用动脑子,就凭那张六二年的毕业文凭混了二十六年。他当上了主任和“学术”委员,武大郎掌权,他选拔的后辈就可想而知了。一位当普通医生都不够隔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当上了副主任之一。
    医院设专家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轮流当“专家”赚外快,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大上海之名,揣着辛苦一年半载赚来的血汗钱,坐火车汽车千里迢迢来求诊,结果碰上赵某之类的“专家”,冤狂了钱还是小事,看死了也是你活该,你已经拜过“最高水平”了。
   四
    九十年代初,上海打出“重振三十年代雄风,恢复当年国际地位”的名号。它虽然冲破了“解放前”胜过“解放后”的老调,但不敢直言“雄风”是靠什么鼓起的,更不敢道出中共是导致上海失“风”衰落的根本原因,还不得不靠同一个中共恢复“雄风”。
    十多年过去了,光看新建的高楼高架公路地铁等硬件,似乎“雄风”重振了。但市政管理毫无改观,尤其是交通管理,还是解放后一贯的杂乱无章。
    按现有的交通规则,十字路口是绿色指示时,行人可过马路,同侧的机动车亦可左转弯,因此人车都按规则也会互相碰撞。真不知一旦出人命,法院如何断案?
    时下的各级领导经常出国考察,应该懂得:安装行人信号灯,是现代化都市最基本的市政设施,它既可加快行车速度,又可减少车祸事故,还增强了市民的法治观念和现代都市的生活意识。
    所以井然有序管理一流的城市再小也是现代化的,反之,再大也只能是一个“大集市”。
    可惜,领导们一直忙于各种面子工程,比如为迎接APEC会议,急于挖人工湖(刚解放时急于填小河小浜)。而涉及市民的生命安全,提升城市的品位的事,反而排不上日程。
    上海将继续集“最大”“最好”和最臭最乱于一身,是世界大城市中的一座“特色”城市。
   五
   
    在外最怀恋春节,这次随了十多年的愿。年三十守岁,听除旧迎新的鞭炮,是我习熟的传统。不料,这次零时的炮竹却令我分外愕然。因为几年前听说不少大城市禁燃鞭炮,想当然地把上海列在其首,而且这天的爆竹又非同往昔,整个上海像一个被引燃的大炸药库,万炮齐轰电闪雷鸣,声音震耳欲聋。这哪里是点缀喜庆?我走到阳台上去看究竟,只见马路中央堆着整箱的大炮竹,原来商家用炮竹显 (今年的)势争 (明年的)财, 我欲探身远看,家人一把拉我进门,说你不要命了?我正疑惑,楼上楼下的爆竹也愈炸愈响,铺天盖地起来。好一场爆竹竞赛,天女散花出一个的畸形的热闹,持续了整正半小时。
    我不解地问:上海为何保留这档节目? 答曰:市领导尊重大众心理,保持民族传统。是的,只要不影响他们的权势和钱势,现今的领导是很重视“民意”的。但所谓“大众”,显然不包括几十万心脏病人和上百万老人。我的一位患心脏病的亲戚说,如今每逢春节就提心吊胆,生怕哪一次“乐极生悲”。我的老父老母每年照例是门窗紧闭,只恨无处躲避这种近乎疯癫的狂欢。
    尊重老弱病残是现代文明的基本道德,连这项准则都不懂的城市,遑论国际大都市。
    至于放纵求富求荣人宣泄,把节庆的鞭炮变成变态的狂轰烂炸,只能以野蛮论之,哪里有传统习俗的文明内涵?
    真正尊重民情民风,应制定合理的规定:在除夕的一段时间里,划出公园广场河边等安全区域,让燃放爆竹的人去尽性,又使怕闹的人在居民区静心,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善事。
    鞭炮终于熄火了,我走出去“观赏”,马路和人行道上铺了厚厚一层红红绿绿的碎“弹片”,踏在如此花团锦簇的路上,我仿佛走回松江县的一个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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