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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诚的虚假到虚假的真诚

    兼谈“爱国”和出国
   
   
    从一则调查结果说起
   

   近日读到一则报道:日本筑波大学留学生中心去年秋作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分别是日本一千名、中、韩各五百名初三中学生,结果显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国学生占91%,日、韩学生是29%和46%,对祖国赶到自豪的中国学生占92%,而日、韩是24%和71%。
   由于文化和地缘的难分难解,日本人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和韩国人,却又很在意这两国人的动向,所以常作类似的跨国调查。因为调查对象(生活在专制奴役和自由民主两种不同的社会)的不可比性,得出的结论当然毫无价值。日本会怎样看待这种结果,这里暂且不表,先看中国学生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中国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信心度,似乎和几年前以“说不”为发端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相一致,显示爱国主义教育大获成效,爱国(其实是爱党)的理念在青少年中普遍扎根。但是另一个数字会告诉你上述“爱国”情怀的实质。
   九十年代末大陆又掀起第二波留学(其实是移民)热潮,与八十年代的第一波出走者的大龄化相比,这次的特征是“留学”者不仅年青,而且超低龄。仅以上海为列,每年出国近五千人,其中高、初中生近千人,是正宗的“童子生”。虽然海内外有识人士再三呼吁,身心尚不成熟的高、初中生不宜过早离开父母去“留学”,但势头锐不可挡。考虑到中国人极底的签证率,申请的高、初中生至少是出走的四、五倍,而父母能提供留学资金的人才有资格申请,还有极大部分人因无钱只能望“洋”兴叹。如果对全部初高中生作一个问卷,希望出国的人肯定超过90%。
   这个渴望“乘桴浮于海”逃离祖国的90%,戳穿了对“未来充满希望”的90%的虚假。这些祖国的未来,由于从小学起,一直受爱党和所谓爱国的奴化教育,无论内心如何看待着个祖国,他们只会用虚假的真诚表达“高昂信念”。
    这才是最可怕的,中国的未来何在?
   
   真诚的虚假
   
   如果退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作同样的调查,中、日两国的差距可能还要大。当时日本人从战争的废墟上复苏不久,前途渺茫,“为祖国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可能几近零,相反迈步进入“新中国”的学生则百分之百豪情万丈。而且与今天不同,当时的中国人真诚地相信共产党,进而相信共产党的一切宣传:世界上还有三分只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而我们幸运的属于幸福的三分之一。还相信共产党的许诺:十五年赶超英美,甚至没人指出其中的荒谬和矛盾,“幸福”的中国人为何去追“水深火热” 英美帝国,因为我们无知的真诚。即使明知“共产主义并不遥远”是虚假的海市蜃楼,人们还是真诚把它们当作美好的理想。
   当时人们不仅口头上,还在行动上真诚地维护这种虚假。
   我家紧邻专门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每有外宾来,政府组织夹道欢迎,居民门自觉地拥彗清道,家庭妇女日夜赶制纸花彩带,装扮沿街的梧桐树。外宾抵达时,妇女儿童穿着最好的衣服在路旁三呼万岁!我们这些孩子偶尔在路上遇到外国人,穿补丁衣服的人会飞快地回家躲避,怕自己破坏了祖国的形象。
   掩盖了真实的虚假果然迷惑了不少外宾。
   十年前在日本遇到一个坚定的左派老人,他对社会主义中国赞不绝口。我如实告诉他中国的现状,他不但不相信,还反驳我说,六四年他去上海,参观市少年宫时,看到孩子们唱歌跳舞玩各种科技游戏,那种沉浸在幸福中的天真烂漫令他感动;他去访问上海郊区的马陆公社,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不亚于日本。那次体验使他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我向他解释,你在少年宫看到的多是接受专门训练的孩子,至于普通小学生,不说市少年宫,即使另十个区少年宫,也不能随便进去;至于马陆公社的某些农民是接待外宾的专业户,而一般的农民至今连最起码的医疗保险多没有。
   他听了一脸的惊愕。
   
   真诚的异化
   
   最初,真诚的虚假还不乏中国人好面子的根性,虽有自大和自夸之嫌,也带自尊和好强的可爱。但经不住弄虚作假的共产文化的长期腐蚀,真诚渐渐变质。
   小学时代:张三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是拾金不昧的好学生;李四扶老大娘上车,是助人为乐的好学生,张三李四加入了少先队。王五没有这样的机会,迟迟入不了队,他去问妈妈要了两分钱交给老师,他也如愿以尝。
   中学时代:孙甲家贫,总是穿打补丁的衣服,是艰苦朴素的好学生;许乙每天帮老师擦黑板,是勤劳尊师的好学生,孙甲许乙加入了共青团。赵丙家富,总是着新衣裳,是追求享乐的典型,赵丙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剪几块破布贴在新衣上,还赶在许乙前进教室,把黑板擦抢到手,看到老师来了,奔上讲台揩黑板,赵丙终于戴上了团徽。
   文革来了,林副主席的名言传开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知识青年们成熟了。
   上山下乡的知青刮起返城风,上级规定:有医生病历证明的人才可上调。
   小陈划破手指,把血滴入送检的尿中,小陈“患肾炎”回城了。
   大吴三天两日去医院,把测好的体温表弹一下,体温总上到三十八度左右。大吴“患原因不明性低热”回家了。
   上级明知有诈,却不纠正,宁可放患“假病”的知青回去,也不改变政策。
   周胖“患肝炎”;阿黄“有心脏病”,……。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们的各种“病痛”中溃散了。
   人们继续异化。
   没多久,抛弃了土插队的知青和后辈新知青们,又去赶洋插队,在签证申请表目的一栏上只写“留学”,完成学业后的去向照例是“回国”,结果当然是十去九不归。
   虚假中的那点真诚终于演变成诓骗。
   
   虚假的真诚
   
   回想上世纪前半叶出洋的那批留学生,有谁想过学成不归?又有谁以留学的名义行移民之实,也没听说北洋和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组团去海外招留学生。当时虽然政治腐败,社会不尽人意,但归国留学生多能人尽其才,不少人成为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领域的领衔人物,称雄一代。
   即使中共建政之初,海外的一批留学生以为大显身手的时代来到了,纷纷回来报效“新中国”。讵料,除了钱学森等极少数被利用去造原子弹的学者,其他归国人士非但没有重用,还成了历次运动的严审对象,一部分人先入“右”网,到了文革一个也没能幸免,不是“特务”,就是“间谍”。一部《苦恋》记录了归国者的辛酸,其中一句台词:“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道尽了遭受中共三十年蹂躏的中国人的绝望悲声,也成了邓小平搞“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由头。
   中共能封杀一部电影,但不能扭转人心的向背。
   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后,无望的人们开始“胜利大逃亡”,恃才的申请外国学校的奖学金,有财的办自费留学,无钱无才的舍命去偷渡。近二十年来,明知西方国家只给中国人开一条门缝,出国热还是持续升温,而且发扬“寓公移山”的精神,父亲被拒签没走成,儿子再接上,许多“童子生”的父母就是当年的失败者。
   这里接待中国“童子生”食宿的一些外国人觉得中国父母不可思义,怎么放心让十五、六岁的独子一个人在异国留学。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父母走这步棋的无奈,他们让子女以留学的名义去探寻移民之路。他们和子(女)遥隔千里万里,忍受着牵肠挂肚的煎熬,咬牙勉励子女克服一切困难扎下根。
   二十年来的“留学热”早已是移民热的代名词,只不过上上下下不捅破这床锦被。国家为了面子不愿承认投奔怒海的“移民潮”,当事者也为了面子不肯坦认去移民,因为从留学到移民还有一段长路要挣扎,而且并非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出现了无数十年二十年的老“留学生”,而各省市又多了一个公费出国旅游的名目:子乌虚有地去海外延揽留学人才。
   奇怪的是,面对这个令人绝望的濒死的中国,大多数国人非但丧失了反抗的勇气,还在“爱国主义”的鼓惑下自欺又欺人:一面“乱邦不居”随时准备“大逃亡”;或“危邦不入”赖在海外守望,一面却高唱“中国正处于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盛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赞歌。如此“爱国情操”传到下一辈的初高中生,便是一边争当出国预备生,一边表白“为国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
   经过中共五十年的毒化教育,和扭曲的民族主义煽情,真诚的虚假终于蜕变成虚假的真诚。
   
   中国的消亡
   
   回头再看日本人如何对待这个结论。
   日本人了解中国人,一向在中国人了解日本人之上,所以他们是不会曲解那两个90%的,何况目前有三十万中国人居住在日本,大多数是近二十年过去的,而且电视台不间断有类似的新闻:“载有福建偷渡客的船只在某岛登陆”;“机场上截获持伪造日本护照的中国人”,社会杂志也不少这样的报道:“中国新娘逃离夫家”;“中日跨国婚姻的悲剧”。有这么多实例,日本人不仅不把中国学生的90%当回事,还免不了要暗暗讪笑一番。
   大多数日本人“不为”祖国自豪,对未来也“不”充满信心,但坚定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苦斗”,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胜于这块家园;中国人为祖国“自豪”,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大多数人义无返顾地出走,他们知道异乡虽然艰辛,但可以走出一条活路。
   当年中国人乐观真诚地期待美好的未来,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未来到了,中国人还像猪狗在为生存权奋斗;而当年“悲观绝望”的日本,十年前已经人均GDP世界第一,成为超级经济强国了。
   中国人又进入了新一轮“乐观”中。
   中国不会在贫穷落后中困死,但会在虚假的真诚里消亡。
   
   原载2002年《争鸣》第六期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2010/06/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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