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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的法制缺陷

   
   1983年,是中共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年分。可以看做中共邓时代的“元年”。因为在前一年(1982)9月召开的十二大上,华国锋下台,中共国正式步入邓小平时代。
   
   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到1983年,仅仅七年时间。在文革浩劫的余波中,中国大陆迎来的并非是一派欣欣向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连续发生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刑事案件。如1980年1月发生在广州市滨江东路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的“北京火车站爆炸案”;1981年4月发生在 北京北海公园的三名犯罪分子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后进行强奸、猥亵的“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卓长仁等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案等。1983 年,被称为“二王”的王宗坊、王宗伟两名凶犯,连续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作案,杀害数名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外国女记者在 北戴河的沙滩上被强奸。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一伙小青年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 奸。这些恶性案件一时震动全国。
   

   文革压抑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时也掩盖了很多的丑恶的东西。改革使人们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使得被掩盖的罪恶暴露了出来。这一现像使得相当多的人对改革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1983年2月8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 说:“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1983年7月16日,邓小平对公安部长刘复之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从重、从快”、“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 一大批”、“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 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自此,从1983年之后“县太爷”就有权杀人,不仅有权杀刑事犯,还有权杀“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中国古代死刑尚且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秋决”。却在号称法制时代的中共邓小平时代大开杀戒!既使是基层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尚且没有公开把死刑复核权交给县级。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严打的大幕拉开,一时间警笛轰鸣,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宣判会。犯罪分子纷纷落网。 从社会治安看,短时间内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打击面有扩大化的现像。据说,有个小青年和人打赌,亲了一个陌生女青年一口, 被当做流氓滋事给枪决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名人,有朱德的孙子、影星迟志强等人。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今天看来,太毛毛雨了,无非是玩了几个女人而已。按照当时的情形,现在那些包二奶、小三的统统都得枪决。
   
   令人遗憾的是,严打虽严,却反弹很快。这里有一组数字。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 “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 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数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严打不仅没有遏制犯罪率,却是犯罪率越打越多、罪行越打越重。
   
   1983年严打中滥抓、滥杀了多少人?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具体数字我们无从得知。但严打中产生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等恶习明显与法制思想背道而驰!直到邓小平死后,死刑复核权才重新收回到最高法。改革开放三十年居然有长达十多年,生杀予夺的权把子就握在“县太爷”的手里。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由于1983年严打的负面影响太大、太深远,之后的1997年、2001年严打,明显有所改善。但是像佘祥林、赵振海之类的案子依然层出不穷。
(2010/06/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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