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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问题上胡、温争斗的实质

作者:曾节明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在2008年“五一二”大冲突地震的抗震救灾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已经隐约显露理念的重大分歧,北京奥运会后,围绕是否救助广东中小企业、是否推动“土地流转”两个问题,胡、温之间的重大分歧终于全面浮现,而且两者之间的争斗闹到公开化的地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胡锦涛到河南、安徽考察时,大力鼓议报吹“土地流转”,而当时在广西考察的温家宝,对“土地流转”却只字不提1;三中全会后,胡锦涛亲自在北京地区高调推动土地承包权流转拍卖,温家宝则下令取消正在推行的重庆土地经营入股试点2...很明显,胡、温之间矛盾,已经超越了嘴上的争执,发展到“对着干”的激烈程度。
   
   那么,胡锦涛大力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意图何在,温家宝为什么强烈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就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来龙去脉和性质。
   
   胡锦涛其实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新政”的首推者,早在2002年8月,中共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制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其明文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许多人因为胡锦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以为胡锦涛是推进改革的“改革派”,温家宝是阻挠改革的“保守派”,这是大谬,因为:
   
   当前要真搞土地改革,就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还地于民,因为共产党的“公有制土地”,是从民众手中抢来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仅与“还地于民”的产权私有化改革根本无关,而且只会更加方便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土地的劫夺。当前,农民还有三十年承包、延包的契约作为对抗强迫征地的“法理依据”,而一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由政府强力推动,对抗强迫征地势必成了“对抗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权贵集团就会更加猖狂地抢田夺地。
   
   而胡锦涛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际上就是推动中共权贵集团进一步抢劫。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什么六年来未能广泛推行?根本原因是就是农民的强烈抵制。中共国的农民,迄今仍为二等公民,就业备受歧视、几乎没有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个人所承包的土地,就成为“命根子”——农民自我保护生存权的最后防线。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换取现金、扩大内需”为幌子,其实是要求农民廉价出让土地,这显然与农民的根本利益相悖。
   
   当前中共国经济危机初期症状已经全面显现:珠三角企业倒闭潮愈演愈烈,长三角企业倒闭潮也在扩大,大批失业的农民工被迫回流返乡,而内地的企业远没有足够的接纳能力,因而农民所承包的土地,就尤其成为农民工最后的生命线。胡锦涛这个时候大力推动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无异于要切断农民的命根子。
   
   那么,胡锦涛为什么罔顾农民及农民工的根本利益,硬要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胡锦涛与力推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样,太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农民工的需要”,这种看法大错特错,因为:一个专制主义者不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胡锦涛上台以来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顽固的专制主义者;顽固的专制主义者,都是非常现实和功利的人,他们政治上的一言一行都取决于现实利害关系,因此,以“理想化”来胡锦涛施政行为动机,不能不说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胡锦涛之所以大力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完全是出于维持中共专制政权尽可能苟延残喘的需要。当前中共,意识形态彻尽死亡,煽动仇外民族主义,又因为毒奶粉事件功亏一篑,现在中共的统治,完全靠利益驱动维持;靠利益驱动维持统治,中央就必须在政策上给地方官僚牟利大开绿灯,只有这样,才能换取地方官僚卖力为中央“擦屁股”、“干脏活”——进行各种镇压,否则,一旦地方官僚集团不作为,北京很快就会变成群体事件汪洋中的孤岛。今天已经不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时代,甚至不是当年朱毛“拉杆子、打游击”的时代,在军事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独裁者并不怕农民起义,而最害怕地方官僚集团的集体背叛,因此必然要挖空心思地笼络官僚集团,为之抛弃农民在所不惜。
   
   自邓小平“南巡”后,十六年的权贵私有化运动,使得城市土地这张大饼基本上已经分完,对胡锦涛等最高寡头来说,要笼络地方官僚为自己维持政权,政策上就必须有新的卖点,广大农村的土地就是一大新卖点,在经济大危机初现端倪,群体事件越来越频发,中共统治风声鹤唳风声鹤唳的当头,为了保专制,胡锦涛不惜亲自上阵,为官僚集团进一步抢劫农民大开绿灯。
   
   在社会影响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进行会来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农田变成商品楼或工业区,愈来愈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城市化进程加快;二是农村土地的经营权越来越集中于地方官僚或官商寡头手中,地方官僚勾结投机商,以“股份制”的方式,巧取豪夺众多农户的承包地,成立股份制农场,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自己则以大头控股的手段,摇身变为农业官僚、寡头资本家…这样,中国农村土地的经营就由“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散经营状态,重新趋向集中化经营。
   
   在当前房地产和制造业一片萧条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进行,带来的更多是第二种后果。不管哪一种后果,最大的获益者都是中共地方官僚。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既然对中共官僚这样有利,那为什么还须“推动”呢?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客观后果是什么呢?上文已经说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之所以推广不开,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抵制;农民为什么抵制,因为这种流转与农民的根本利益相悖,那么,在农民抵制的情况下,如何“推动”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呢?以中共的本性,无非两种手段:一是骗、二是抢,也就是能骗则骗,骗不了就抢。
   
   2008年3月12日,三十年前分田承包的先行者小岗村,掌管土地的官僚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成功地诱使多数农民同意: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低价,将农民的土地反租过来,统一平整,对外招租。为了搞得土地,中共官僚向农民许诺说:“引进资金和项目后办厂,村里人还可以进厂打工,也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中共官僚还解释说:即使未能引进资金和项目,大片土地集中在一起,进行平整,小田变大田,也可以顺利实现大农机作业,土地的利用效率会高得多3。
   
   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前景真的那样美好吗?这当然是个大问号,关键是:为了搞得土地,话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土地一但到手,就由不得你农民了。
   
   不管怎样,比起小岗村的土地流转属于“和平演变”,这比起其他许多地方还算幸运了:
   
   在胡锦涛的亲自推动下,2008年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轮新的、升级的抢劫农村土地狂潮,这场“耕地大抢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贪官与奸商相勾结之紧密、手段之多样、野蛮、卑劣,自“农业集体化”以来是空前的,在政策的鼓励下,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各地党政官僚普遍赤膊上阵、亲自指挥,动用公安、特警、防暴队甚至武警部队镇压拒绝土地“流转”的护地农民,这样的野蛮无耻,即使在毛泽东时代,都是罕见的。
   
   可见,胡锦涛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大力推动,实际上就是对强迫征地、强迫拆迁的进一步大力推动,是对农村土地大抢劫的大力推动。过去几年,中共官僚集团对农村土地的劫夺也很严重,可从来没象2008年这样猖狂,从来没这样赤裸裸动用军警野蛮可耻地进行!
   
   温家宝之所以强烈反对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显然是因为他不忍心于对农民生存底线的剥夺。从矿难事件流泪到五一二抗震救灾,温家宝的表现,处处与胡锦涛僵硬党八股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并非作秀可以完全解释,反映了其人良心未泯的一面。长期以来,温家宝为官,比较注重“调查研究”,较少假大空作风,而他曾长期担任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对农民的疾苦有着较深的了解和体会,应该是这种未泯的良心,使他甘愿身被“阻挠改革”、“对抗总书记”的骂名和风险,公开反对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公开叫板一把手,这既暴露了胡锦涛权威的匮乏,也反映出温家宝倔强个性和内敛的劲气,这倒是色厉内荏的前总理朱镕基不能及的地方,因此,逼急了,温家宝会做出朱镕基不敢做的事。
   
   胡、温土地问题之争,再次反映出中共党内不是铁板一块:以胡锦涛为代表的顽固派,倾向于不择手段地维护一党专制,很难有让步的可能;而温家宝则有相当的可塑性。
   
   反对不惜代价地保专制,这就是温家宝有别于胡锦涛的地方。温家宝是中共当权集团中的异数之一。
   
   细心者不难发现:温家宝今年访美期间的十月一日,当美国CNN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向温家宝展示当年他陪赵紫阳赴天安门广场告别讲话的历史照片时,温家宝下颌不自主地颤抖着4,这是一种对强烈感情竭力克制造成的失态。在这张历史照片上,在赵紫阳向学生作诀别讲话之时,站在赵紫阳身后的温家宝,并无幸灾乐祸的表情,而是一脸凝重和压抑。
   
   细心者也不难注意到:温家宝在此次访美期间所发表的讲话中,肯定普世价值的部分,被胡锦涛所领导的国内宣传机器统统删除了。
   
   与胡锦涛不同的是,温家宝没有杀过人,没有历史包袱,出于既得利益考虑和局限性的惯性,在正常情况下,温家宝会为专制政权鞠躬尽瘁,但是,一旦这个政权需要进一步的伤天害理才能维持的时候,温家宝还会尽忠吗?
   
   王力雄先生指出:专制亡于内。一切迹象表明:自“六四”二十年后,中国又来到一个历史的拐点;在愈演愈烈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冲击下,中共高层之间的摊牌是早晚的事。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中午
(2010/06/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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