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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与西方

浮士德与西方
   
   作者:韩 潮
   来源:《文景》 2009年第1期
   

   编者按:这是一篇有深度的解析文章。通过对西方内在精神的剖析,使读者对“现代性”之起源和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仔细阅读和分析该篇的主题思想、结构布局、观点表达和逻辑理论,对于提高鉴赏和分析能力都是大有益处的。
   
   2008年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版九十周年,也是一战结束九十周年。
   
   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一战的记忆过于淡薄,二战的记忆又过于强烈。这或许是因为,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道德感和戏剧性兼具的战争,一方面,正义和邪恶似乎泾渭分明,另一方面,正义者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这两个条件很少同时满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二战的产物,我们的世界精神也是二战的产物。我们的和平、我们对这个文明世界的信心、我们的意识形态偏执、我们扭曲的政治正确,都可以说拜二战所赐。由于这场正义战争的辉煌胜利,我们与一战的一代人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二战的正义性,使得它缺少那种战争所独有的、纯粹而不带修饰的残酷,或者说那种因纯粹的残酷而产生的宿命感。战争塑造了两代人:二战的一代信仰的是正义,一战的一代信仰的是宿命。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属于一战的一代,他不是满腔义愤的汉娜•阿伦特,不是正义女神的使者,但他也不会轻易被正义感所扭曲。在人类的世界里,正义的胜利往往伴随着道德的宣泄,不过,如果只有道德的宣泄,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两个字——“宿命”。
   
   上世纪初的《西方的没落》讨论的是西方的宿命。事实上,汉译的书名《西方的没落》还不足以传达斯宾格勒试图传达的历史宿命感。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在德语中带有某种强烈的暗示意味:德语中的“西方”一词Abendland,字面意思是“夜色笼罩的地方”,而“没落”一词Untergang又往往用于黄昏日落的描述。1972年Fennelly出版的斯宾格勒传记,便直译其名为《夜幕之地,黄昏降临》(Twilight of the Evening Lands)。这仿佛是说,黑夜已近,属于黑夜的西方必将重归黑夜。
   
   无独有偶,1914年英德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望着窗外伦敦街区星星点点的灯火哀叹道,“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我们这一辈子或许再也看不到它重新亮起来”。与政治家的忧心忡忡相比,斯宾格勒的宿命论则要深远得多、曲折得多。斯宾格勒从不认为,西方文明将在20世纪崩溃,相反,在他看来,西方在19世纪刚刚完成了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20世纪的西方将正式开始它的罗马式统治,物质的长明灯还将继续下去,只是精神的油灯将逐渐飘摇,以至于熄灭。再没有《西方的没落》导言中的一段更能凸显文化转为文明的宿命了:“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被这本书打动,从而委身于技术而不是委身于抒情诗,委身于海洋而不是委身于画笔,委身于政治而不是委身于认识论。他们所能做的,仅此而已。”
   
   这是斯宾格勒的由衷之词。不过,由于斯宾格勒将西方文化命名为浮士德文化,这段文化的悼词更像促狭鬼梅菲斯特的言论,尤其类似于梅菲斯特与浮士德歃血为盟后,装扮成浮士德的模样、对前来求学的学生发表的一番颠覆性教诲。“理论是灰色,生命的金树常青”,这句出自假扮浮士德的梅菲斯特的名言,如果与斯宾格勒的悼词对照来看,几乎就是一种魔鬼式的尖刻讽刺。九十年后,斯宾格勒的劝言事实上已不幸言中——“艺术死了”、“小说死了”、“上帝死了”、“形而上学死了”、“主体死了”、“人死了”……一次次文化的葬礼,让我们已习惯了种种悼词。葬礼与悼词,构成了20世纪下半业引人注目的戏剧性知识事件。这其中,半是疼醒半是苦涩。疼醒者以为西方文化中蕴含着危险的元素,是以不得不从头反省话语的霸权,苦涩者则多是背负着影响的焦虑,不得已临岐而歌,以反叛为创造的动力。必须承认,这些反思与反叛多是恳切之词,可即便我们承认他们的诚恳,在斯宾格勒看来,这仍旧不过是历史的狡计——历史借他们之手埋葬了一个曾经伟大的文化:“怀疑主义是一种纯粹文明的表现;它消除了此前文化的世界图景。”
   
   从表面上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似乎是西方文明大获全胜的时代,这个世纪的最后结局看上去也恰恰是,西方的制度成为全球的制度,西方的价值成为普世的价值。我们并没有目睹所谓的“西方的没落”,相反,事物的力量似乎在和斯宾格勒这个半吊子先知作对。但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考虑到斯宾格勒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考虑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上演的种种戏剧性知识事件,我们就会不得不感叹斯宾格勒的敏锐。画笔、抒情诗、认识论,艺术、文学、哲学,这些名词固然还存在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名实转换——浮士德业已走出了他的书斋,画笔、抒情诗、认识论,所有这一切,业已出卖给了魔鬼。
   
   真正能理解斯宾格勒的人,不是历史哲学家,甚至也不是当代的文明冲突论者,而是对黑夜、对灵魂的黑夜极度敏感的人,比如托马斯•曼。如果说托马斯•曼战前的作品《威尼斯之死》(1912年)代表着这个文化成熟、精致到极致的时刻,那么战后的《浮士德博士》(1950年)则代表着文明的自我亵渎的开始。托马斯•曼这部小说延续了唯一可以代表现代文化的浮士德主题,描述了一位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并凭此创造出无调性音乐的艺术家莱维屈恩(leverkühn)。莱维屈恩在音乐试验上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归功于他与魔鬼的契约,魔鬼给予他的是反抗意志,是对和声、旋律、调式的反动:一切与和谐、高雅、优美有关的形式,都是不值得追求的。因为,唯此才能破坏程式化的表达,才能抵达那种撒旦般的笃信、恶魔般的虔诚,才能通过伟大的罪恶发现绝对。无调性音乐只是一个隐喻,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种种前卫艺术无不经历着这个恶魔般的过程。小说中的主人翁一度处于困惑之中,“为什么我觉得一切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反讽?”,这其实也是整个20世纪艺术的困惑,当杜尚把小便池带入展览馆并贴上《泉水》的标签时,这个时代就已经从反讽的边缘溢出,在魔鬼的颤音中迷失了。正如托马斯曼•小说笔下的20世纪浮士德、莱维屈恩说到的那样,“在我们的这个世纪里,圣哲贤明也难从正道通过;艺术更不能不容恶魔登场,不能不让地狱之火在油锅下嚣张。”
   
   托马斯•曼笔下的浮士德,不一定会得到斯宾格勒的认同。斯宾格勒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扭曲了的、过度文明化的浮士德,如同那种高度文明化的怀疑主义变形,但斯宾格勒一定会同意,这是“夜色笼罩之地”无法摆脱的宿命。斯宾格勒固然信奉的是歌德的浮士德,但他始终把浮士德放在齐格弗里德、帕西法尔、哈姆雷特的序列里,这是他称之为“所有文化中最孤独的英雄”的一群人,他们来自西方文化的古老源头——哥特的世界。在这个哥特的世界里,有一个伟大的反派角色,那就是魔鬼撒旦,它是最高最深的哥特式创造之一。西方的心灵塑造依赖于这个魔鬼的世界,因为,对西方文化而言,“玛利亚神话和魔鬼神话同时并存,二者缺一不可,不信仰其中任何一个都是致死之罪”。西方文化的兴起,事实上就是这种挣扎在玛利亚和魔鬼之间的浮士德个人的兴起。西方式的灵魂的深度,决定于这种灵魂的张力;西方式的自我在无限中的个人体验,也决定于这种灵魂的张力。在斯宾格勒看来,这是一个只属于西方文化的无形的、心灵的世界,“夜色隐没了实体……而我们能追踪到是浮士德书斋中的那种黑夜、伦勃朗蚀刻画所捕捉到的那种黑夜、贝多芬的音色所传达出的那种黑夜。”
   
   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魔鬼毋宁是通过二元论的方式隐伏在西方文化的深处:一面是光明一面是夜色,一面是征服者一面是忏悔者。弓弦越紧,张力越大,正像歌德在他的诗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有两个灵魂在我胸中,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居地”。无论如何,如果没有隐藏的二元论,浮士德是不可能被魔鬼所诱惑的。
   
   不过,要是把西方文化或者说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径直归结为二元论,我想即便是笔下总是流露此种端倪的斯宾格勒也未必会赞同。不管这种文化的晚期形态中有多少自戕的成分,它的宗教原型毕竟是一神论的基督教。在托马斯•曼那种多少带有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意味的自戕美学中,浮士德与魔鬼的界限已经抹去了。既然浮士德已经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为什么他不会化身为魔鬼?魔鬼只是莱维屈恩精神中想象出来的一个自我,事实上,浮士德就是梅菲斯特,梅菲斯特也就是浮士德。而这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歌德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是受困浪漫主义的反讽意识罢了。歌德的确意识到这个魔鬼的难题。一方面他必须要安排魔鬼的出场,必须安排魔鬼的罪恶,另一方面他也必须使这一切符合更高的意旨。在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出卖灵魂的浮士德最终落得魔鬼的下场,在地狱中接受煎熬,固然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但这一缺少悲悯的安排事实上同样把浮士德贬为魔鬼的化身。因而,歌德借用《旧约•约伯纪》中上帝和魔鬼的赌约作为整部诗剧的线索,并且延续伟大的莱辛所指引的方向,最终让浮士德升入了天堂。上帝和魔鬼的赌约起到的作用是,魔鬼的诱惑本出于上帝的认可,而天堂的接引起到的作用则是,浮士德的最终命运仍处于上帝的掌握之中。
   
   《旧约•约伯纪》是基督教思想最为典型的神正论主题,也是对抗由摩尼教二元论引发的阿尔比教派诸异端的重要篇章。歌德对《约伯纪》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浮士德传说中危险的二元论紧张。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梅菲斯特只是个促狭鬼,一个刺激倦怠的人性走向行动的工具;浮士德的绝望与追求、沉沦与获救,也没有脱离上帝的意志。浮士德是上帝应许之人,或者说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现代人性。
   
   与托马斯•曼的20世纪浮士德相比,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当然更符合西方文化的理想。浮士德成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斯宾格勒本人则宣称,“这本书完全属于歌德”。而当我们提到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时,往往想到的也是歌德的浮士德。比歌德更早的马洛版本以及比歌德更晚的托马斯•曼版本,则知之甚少(前者只有1950年代戴镏龄先生的译本,后者还没有汉译本)。可是,浮士德之为浮士德,不是哪一个文学家的创制,作为现代西方精神的象征,不断重写的浮士德故事才是一部完整的现代精神史。事实上,浮士德的传说是唯一属于现代世界的神话。除浮士德传说外,几乎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是古典文明的产物,但浮士德的故事偏偏产生于现代世界刚刚崭露头角之际,并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演化而演化。在马洛的第一个戏剧版本之前,以民间传说面目出现的“浮士德故事”(Faustbuch)已有十数个版本之多;另一方面,除了上述三部最重要的浮士德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看到由浮士德传说演变的主题,如别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赫尔曼•海塞的《德米安》(Demian)甚至好莱坞电影《魔鬼代言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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