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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红巾之乱

元末红巾之乱
   
   江上苇
   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6年12月17日
   

   世界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在他六十六岁那年,死在远征西夏的战场上。此后,蒙古帝国虽然还因惯性继续保持着扩张的势头,但大汗诸子孙间的不和已经成为帝国的隐患。公元一二五九年,出自拖雷系的蒙哥汗,非常偶然地在攻打南宋要塞钓鱼城时受伤而死,他是最后一个为蒙古帝国各部所公认的大汗。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在围攻南宋长江防线上的重镇鄂州,旭烈兀在中东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苦战,只有幼弟阿里不哥尚在蒙古本部。论情理,本当由忽必烈继承汗位,但蒙古诸亲贵一则畏忌其雄才大略,二则对他所鼓吹的汉化不满,遂自行召开库里台大会(Kuriltai),拥立阿里不哥为蒙古大汗。忽必烈回师争夺汗位,双方大战四年,最终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忽必烈也召开库里台大会,自封为蒙古大汗。然而支持阿里不哥的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诸王对此不予承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等人相继发动叛乱,蒙古内讧方兴未艾。勉强夺得汗位的忽必烈,只得放弃了对中、西亚诸汗国的控制权,一心经营富庶的中原,并以亲王出镇漠北,以抵御侵扰。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元”,称自己为中原的皇帝,是为元世祖。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崩溃。
   
   占据中原的忽必烈,继续着蒙古时代的侵略扩张政策。一二五九年,他迫使高丽屈服,进而东窥日本。此后,忽必烈曾先后六次致书日本,要求其称臣纳贡。日本受汉文化熏陶颇深,向来师事中国正统王朝,对灭亡南宋的元朝有着天然的敌意,加之南宋灭亡后,大批遗民逃往日本,他们宣扬灭国之恨,对日本的民族情绪也造成了影响。因此镰仓幕府以“未曾闻蒙古国之名”拒绝臣服元朝,对待忽必烈使节也相当的不友好。
   
   忽必烈大怒,于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两次入侵日本,但均遭到失败。第二次远征日本之战中,蒙古舰队遭到飓风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因这场飓风挽救了日本,故被日本人称为“神风”。在战死的日本武士的追悼会上,日本临济禅奠基者,佛光派始祖无学祖元亲自作法事。而在此之前,老和尚还给因蒙古来袭而心情沉重的镰仓幕府掌门人北条时宗写小纸条,劝他“莫烦恼”。然而,这位老和尚却不是日本人,他被称做“渡来僧”,也就是“外国来的和尚”,他原是中国雁荡山能仁寺的高僧。无学祖元虽然帮助日本人,然而并没有人说他是“汉奸”。
   
   世祖能通汉语,积极改革蒙古旧制,重用汉人,但到晚年却颇以为悔。世祖之后,入继大统的皇帝,多为漠北镇王出身,这些镇王久居漠北,深受胡族文化的熏陶,大多不会汉语,更顽固地拒绝汉化,因此元王朝始终不能融入正统中原文化中。
   
   这个王朝因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迅速走向衰落,只存在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到如今,这个曾经强大的王朝,仅在北京城留下几段荒颓的土墙,叫做“元大都遗址”。
   
   一、崖山之后的中国
   公元一二七九年,元将张弘范与南宋最后的残余力量,在今广东江门新会以南的崖山,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战,此战以南宋的惨败告终。南宋丞相陆秀夫不甘受辱,毅然抱着幼帝赵昺投海自尽。幼帝的母亲杨太后闻知儿子的死讯后,痛哭道:“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也投海而死。南宋的忠臣义士,随之蹈海殉国的,有十余万之多。拼死突出重围的南宋大将张世杰,随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中溺水身亡。以温和与文治著称的大宋帝国,至此灭亡。
   
   同为亡宋三杰之一的文天祥,于此前被俘,他在敌方的阵营中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地旁观了这一次悲壮的会战,他在诗中写道:“……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张弘范志得意满之余,在崖山勒石纪功,文曰“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若干年后,有大儒陈白沙先生来游崖山,见此碑文,笑道:“这几个字还说不尽他的功德,待我与他添上一字方休!”于是张弘范的碑文上多了一个“宋”字,变成 “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也不算很冤枉张弘范,他原本就是汉人,据说和张世杰还是远房兄弟。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后人游戏文字而已,于历史本身无所更改。
   
   那么多个世纪过去了,虽然连刻字的石头都经不起岁月的风雨,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里被平毁了,但这段悲壮的历史并没有被遗忘。直到我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在课堂上讲什么叫做“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时,还要把这个典故拿出来举例。
   
   然而丹心有尽,青史茫茫,大宋王朝虽然灭亡了,复仇的种子却被播撒四方。
   
   话说当日激战中,张世杰将军手下的战舰纷纷被焚毁或击沉,将士们落入海中,大多溺死,只有少数人逃脱。其中一位来自维扬的年轻战士陈某,和几个同伴侥幸游上了岸。当张弘范在刻石头,文天祥在写史诗,杨皇后在痛哭蹈海,张世杰在苍茫的大海上仰天长叹的时候,这帮饥饿的战士却面对着现实的多的问题,他们正在海滩上四处寻找阵亡者身边的干粮和战死的马肉,用一口破锅累几块石头烧着吃。半夜里,激战后疲惫不堪的陈某在迷迷糊糊中被人用棍子敲醒,拖到一条船上。等他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在宋军中的老上司。
   
   这个不够勇敢的军官在战斗中投降了,目前不伦不类地跟在元军中。元军统军官本来有令,让把抓到的俘虏统统扔到海里去,但这个好心的军官违规收留了陈某,把他藏在船舱板下,塞了点干粮给他,再不时偷偷透过舱板的缝隙给他滴几滴水喝。然而在狭小的战舰上,这样的秘密是难以保守的,很快被旁人发现。正在这时,一场影响历史的飓风突然袭来了。
   
   这场飓风毁灭了张世杰将军突围的船队,将南宋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埋葬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中。然而,同样是这场飓风,却挽救了另一个人,影响了另一个王朝——传统的历史过分地关注了悲剧英雄张世杰,却忽略了这个貌似不起眼的小人物。这场飓风中,一场悲剧和一场喜剧同时上演。此刻,蝴蝶的翅膀已轻轻扇动,引起的紊流即将干扰历史的进程。
   
   这场飓风相当猛烈,史书称“飓风吹舟,盘旋如转轮,久不能进”,许多船在这场飓风中翻覆,在同一海区的张世杰座舰也未能幸免。陈某所在的船也在风浪中颠簸,船上的人都惶恐不安。收留他的军官知道他会巫术,于是向指挥这只战舰的元军头目建议,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让这个家伙做场法事试试看,没准能有用。于是陈某煞有介事,“仰天叩齿,若指麾鬼神状”,做了一通法事,事有凑巧,风浪随即便平息了。元军头目十分高兴,从此再不提要把他扔进海里去的事。
   
   舰队返航到达通州,陈某便告辞登岸,辗转回到维扬老家。因为怕被抓去当兵,躲到盱眙津里镇,娶妻生子,靠卖弄巫术,看风水,推年庚八字为生,一直活到十四世纪中叶才去世,享年九十九岁。他没有儿子,一生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季家,小女儿则嫁给邻人朱初一的儿子五四,给他添了一大堆外孙。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等当年的小陈也变成了老陈的时候,他就常常神情凝重地端坐在另一个帝国的夕阳里含饴弄孙,给小孩子们讲那场悲壮而又毫无希望的决战,讲那些忠臣猛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夕阳影中,他用故事把那个逝去王朝的背影拉得好长,好长。正是这些故事,在小外孙朱重八的心中,树立起最初的英雄形象。又过了好些年,朱重八让手下人把自己记忆中的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将这些口述历史变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得以在好几个世纪后穿越历史去回味当年。
   
   明初大文豪宋濂,做了一篇马屁文章歌颂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战士:“臣濂闻君子之制行,能感于人固难,而能通于神明为尤难。今当患难危急之时,神假梦寐,挟以升舟,非精诚上通于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于斯也。举此推之,则积德之深厚,断可信矣。是宜庆钟圣女,诞育皇上,以启亿万年无疆之基,于乎盛哉!”
   
   然而,像这样的故老遗民,在当时不知有多少!这印证了统计学上的一条规律: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只要试验的样本足够多,就必然会发生。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英雄的身后,正有千百万人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下。
   
   二、开河变钞祸根源
   元末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这首小令切中时弊,在当时广为流传,“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那是元帝国末年忧患的缩影,在作者看来,开河与变钞,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贵族们,固然不怎么关心汉民的存亡,但大水灾“坏两淮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对他们的个人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个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贾鲁(其实是“都漕运使”)到底专业对口,提出了两套具体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横溃”,或开凿黄陵岗一带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权宜之计;后者虽然“功费甚大”,但能够较长时间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经元廷再三斟酌后,决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劳永逸。元王朝这个决定,虽然功泽于后世,却为其本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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