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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的“红包文化”

   中国官场的“红包文化”
   ——熊飞骏
   2009年5月30日,一位署名“新浪网友”的读者在拙作《“二次文革”离我们还有多远?》文后发表了如下回复文字:
   近日,一名自称是富士康后勤部员工在网络发文,告诉该公司多发员工自杀的真正黑幕,“热切希望海内外媒体勇敢地冲破压力、私下采访真相,行行好事,帮助我们。”并因“众所诸知的原因,我们不能明确我们的身份,更多真相愿记者们关注。”该文指出,视工人如工奴一样榨取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所谓的工会是官会的代名词。更大的原因是富士康背靠当地公安、政府及黑帮,为所欲为,草菅人命。这名员工说,他在富士康已经3年多了,本人可以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看来不少人真以为这些人都是跳楼自杀的??“据我自己所知道的,死者中有数位是被保安(我所说的保安不是门口看门的那些,是我们富士康内部的:环安课)打死的。……其中我知道还有一个是因为和主管不和,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 4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老郭的助理要想见深圳的一哥(大家应该知道一哥是什么意思),只要一个电话,深圳一哥就屁颠屁颠的过来,因为富士康给深圳带来的税收和经济是不用说的,每年我们的公仆那个大大的红包是少不了的,就龙华一个分厂区一个月的全员工资就10几亿,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部门不知道,他们会权衡,难道为了几个我等屁民查封500强的富士康吗?根本不可能!最后我总结一句一点都不夸张的话:在富士康,把你大卸八块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
   此文以《黑社会式的管理是富士康员工死亡的原因之一》在海外风传。现在,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已进驻深圳,能否就该网文所揭露的问题做出一个回应,或许也是人们所期待的。

   …………
   富士康“十二连跳”引起了海内外良心人士的普遍关注。
   “十二连跳”在网络曝光后,我也曾陷入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中国人向来“好死不如赖活”,不像文明国家公民“不自由勿宁死”?富士康虽说是“血汗工厂”,但并没有限制员工的“卷铺盖自由”,不习惯那地方的待遇和管理模式可以卷铺盖走人或回乡务农去?为何连二连三发生普通员工挑战“好死不如赖活”的国民劣根性呢?
   难道“十二连跳”背后竟然有人不是“自杀”?
   我目前还无法核实那位署名“新浪网友”的读者回复文字所披露内容的真实性,但我能通过常识判断其中有部分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视工人如工奴一样榨取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所谓的工会是官会的代名词。但更大的原因是富士康背靠当地公安、政府及黑帮,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因为富士康给深圳带来的税收和经济是不用说的,每年我们的公仆那个大大的红包是少不了的……”
   上面这段文字揭露的是一个“特色中国”带普遍性的现实问题,不只是富士康背靠当地公安、政府及黑帮,全国各地的多数支柱企业背后或多或少都有公安、政府和黑帮背景,否则根本不可能在“特色中国”兴旺发达下去。
   当今中国官场盛行“红包文化”。权力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潜规则主要也是遵循“红包文化”。企业给“公仆”送“红包”,“公仆”在节假日、婚丧嫁娶、生日患病、行使职权、出席企业庆典时收受或索取企业“红包”在“特色中国”已蔚然成风。“红包”的大小视企业实力和“公仆”权力大小有很大差别。经济发达地区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们就算不贪污索贿,每年仅例行的“红包”收入就超过合法工薪的十倍甚至百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官场“红包文化”的生动写照。
   那些经济实力雄厚地方的支柱企业,每年定期奉送给各级领导的“红包”自然能给权势“公仆”们留下深刻印象。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各地权势“公仆”充当支柱企业违法经营为所欲为的幕后保护伞不仅仅是因为该企业给当地提供了大宗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根本原因还是“沉甸甸的红包”在起作用。“邓玉娇事件”中野山关镇的官老爷邓贵大厚着脸皮亲自出面为当地矿主“拉皮条”,不惜强拉自己的“侄女本家”给人糟蹋?难道仅仅是因为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吗?
   那些来自日本、韩国、台湾等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企业主们,在本国绝不敢给任何“公仆”送“红包”,否则就会被对方控告“行贿罪”;也没有哪个“公仆”胆敢放纵个人贪欲收受任何监管相对人的“红包”。这类腐败行为根本不可能逃避无孔不入公民监督的眼线,一旦暴露就不仅仅是“丢官掉饭碗进班房”,而是身败名裂家人蒙羞。这些日商台商初来“特色中国”经办企业时,也是按本国本地区的“游戏规则”正当做生意,但因不适合“中国国情”处处被动甚至寸步难行。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在中国高管的“指导”下,这些外商慢慢也学会了中国“特色”,并从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很快习惯成自然。只要用“沉甸甸的红包”搞定少数有权有势的官老爷,外商就可以把自己的企业变成“血汗工厂”,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工人当成“奴工”,以极低工资和超长工时从工人身上榨取远远超过国际法所能容忍的剩余价值,同时一再突破人道底线。虽然他们“给官老爷送红包”花了不少冤枉钱,这笔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地区是根本不用开销的;但他们从成千上万名中国工人身上榨取了自己的国家根本不能容忍的超额剩余价值,也算“羊毛出在羊身上”,两下一抵自己还有赢余,这样划算的生意何乐而不为?结果这些自由国家地区的业主也不自觉“同化”成工人吸血鬼了。广东佛山本田企业的日本藉员工工资竟然是中国藉员工工资的50倍!在外商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他们用如此低的工资和超长工时剥削工人阶级,他们的民选政府就会把他们抓起来起诉,课以天文数字的罚款赔款,让他们倾家荡产,一夜间从资本家变成街头流浪汉。
   那些处处为外资企业的非法经营保驾护航的中国“公仆老爷”们,并非热爱资本主义国家,更非热爱海外的民主自由体制,之所以“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白了主要还是“红包”在起作用。对于有些“公仆老爷”来说,只有能收到足够分量的“红包”,对方就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他们也会鞍前马后为其效劳。就算对方是杀父仇人,如果“红包”超重也一样能成为哥门朋友。
   从外商在本国和中国所作所为的巨大反差, 可以判定东西方人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有社会体制能敦促迫使他们行善或作恶。他们并不是什么天生的绅士贵族,心灵深层一样潜藏着邪恶和无耻,只不过被先进的体制和文化暂时制伏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只能表现出人性好的一面,否则民主法治体制会及时有效地制裁他们的恶行;来“特色中国”后他们更容易表现出邪恶无耻的一面,因为特色中国“无耻是体面的通行证”,如果处处讲良心讲规则就会被无情淘汰出局。
   所以国民人性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人性。在北朝鲜你只能做奴才或暴民;到了南朝鲜你就容易进化为淑女和绅士。
   橘在淮南则为橘,在淮北则为枳。同种同根,水土不同,结出的果实一个甘甜一个苦涩。同样的民族同样的语言,制度不同,这边是绅士淑女那边是无赖妓女。
   好的体制把坏人改造成好人;坏的体制把好人折腾成坏人。
   体制决定素质!体制决定人性!体制决定国情!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体制变好或变坏的历史。
   
   
   二0一0年五月三十一日
(2010/06/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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