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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今又是  —— 驳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作社论:《这是为什么》

   
                6月8日今又是                                                
          —— 驳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作社论:《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该怎样总结呢?中国御用的理论家不可能完成此一任务;外国的中国通书上得来总觉浅。一个国内的马列主义教授说,他带研究生中出现的问题是“学了反”。“学了反”才正常。证明学懂了。学得越彻底、反得越彻底。胡锦涛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表明他不懂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用毛泽东的语言加以表述,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无理有理。”用群众的讽刺语言说,就是“毛泽东最讲道理。只讲倒理,不讲正理。什么理都是倒着讲的。”
   
     毛泽东1957年6月8日为《人民日报》所作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他公开发出的反右第一道动员令。啊!原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引蛇出洞”呀!舆论哗然,众皆嗤之以鼻曰:“阴谋”!这一下他无理了,但蛮缠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7)真是岂有此理!好像生造一个词头,无理就能变成有理。玩弄词句,这在毛泽东那里是屡见不鲜的。毛批判“反冒进”在事实上是绝对错误的,在理论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可他又无理蛮缠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当然,他就可以光彩地冒进了。
   
     现在人们提到“阳谋”的时候,从语意上讲就是“阴谋”;从语感上讲,是恶心生造此词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政治流氓。事实正是如此。当时毛曾是如何表诚心要整风,对知识分子牙是牙、口是口,声称“言者无罪”;一而再、再而三,千呼万唤不出来。一旦你说出真话,击中时弊,他马上翻脸划右派。你叫他落实“言者无罪”。他说你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 (《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且不讲他说的“行者”也全属无理蛮缠,权且往下看,同一页上:“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无行动当然不是“行者”而是“言者”了,怎么也划“右派”了?因为有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9)要是批评对了呢?“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6)。虽说意见正确,但用意恶毒,那也不行。毛泽东思想具有火眼金睛,一看而知:“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7)”要是鸣放期间根本不讲话,就没有材料,怎么办?请看郭罗基的文章《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其中有答案。
   
   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
   
   这和毛泽东在社论中所宣称的那一套,是怎么说也相违背的:“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拉历史倒退,企图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划右派的前提条件是“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右派言行是发出“阶级斗争的信号”、“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老账”与此是不沾边的,既没有前提,也没有发出信号,更没有拉倒车。但却“都要一一戴上帽子”;我们不禁要借用社论的题目来质问:“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则《伊索寓言》 --《狼和小羊》吧!
   
   狼就故意找茬,气冲冲地说:“你怎么敢到我的溪边来,把水弄脏,害得我不能喝?你安的什么心?”
   
     小羊吃了一惊,温和地说:“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把水弄脏。您站在上游,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的,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的。”
   
     “就算这样吧。”狼说,“你总是个坏家伙,我听说,去年你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啊,亲爱的狼先生,”可怜的小羊喊道,“那是不会有的事,去年我还没出世哪。”
   
     狼觉得用不着再争辩了,就龇着牙咆哮着,逼近小羊,说:“你这个小坏蛋!说我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样。”说着就扑到小羊身上,抓住它,把它吃掉了。
   狼毕竟没有人复杂。它就不知道把时间安排到羊出生之后,另外,追到小羊爸爸身上也远不如查祖宗三代彻底。毛明明不讲理,反正要划右派。但毛在反右上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却是连篇累牍,说得天花乱坠。而所有这些反右派的说辞,却标明着同一本质:“无理即有理”。毛泽东反右的最经典的理论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此文,直到现在仍被奉为建国的战略方针。它讲的是什么理呢?我在拙文《矛盾论与论“矛盾”》中指出:
   
      一则,“敌我矛盾”就是为了转移目标而制造的欺人之谈。凡有就是杀鸡儆猴。当时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毛泽东就采取了反右这一招。头号右派章柏钧当即看穿,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见《往事并不如烟》)费孝通也说过章先生对他说:“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重复不止一次……”(见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二则,“敌我矛盾”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恐怖之剑,类如斩首示众;三则,借“敌我矛盾”解决“内部矛盾”,一石投二鸟:一是团结内部,一是消灭内部异己(如,让日本多占地,假日灭蒋和借蒋灭张国焘、项英);四则,就说他为转移目标而创造的“敌我矛盾”,这个概念也是、也只能是“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这个“内部”,从概念与实际相结合地说,官与民是相对的概念;而事实也正是,骑在人民脖子上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不是地主、富农,不是资本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也不是帝国主义,而正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以及爪牙、喽啰、痞子等所谓“积极分子”者流横行乡里。有绝对充分的血淋淋的事实来支持这样一个挺拔的立论:“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农民)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所以“抬举”工农、打压知识分子,就是为他实施愚民政策扫清道路,就是要消除为民请命的人。泼妇骂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弃义地发动反右,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子弟为毛打天下当了炮灰,毛哄骗他们说是他们坐了天下;这些坐天下的人又数以千万计地被饿死,却一息尚存不忘“呼尔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说他们饿死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搞报复。于是大搞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重把地、富拿来问斩;彭德怀为民鼓与呼,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刘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国,堂堂元首,惨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这就是“敌我矛盾”的真精神。
   
   “两类矛盾”说,从动机上说,不打自招是“阳谋”;从作用上说,是要坚持极权专制的“人治”、彻底堵死中国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为,划分两类矛盾的权力(如划胡风为反革命,不仅高层中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即便连胡风的死对头周扬也感到太过分了--这是刘宾雁告诉我的,还说,周总理很了解胡风)是毛大权独揽、一意孤行的。再说,所谓“正确处理”,划右派有99%以上都划错了,20年后,邓小平还说是“正确”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右派无人犯法,对他们的处理也是乌龟王八蛋--什么“整风反右领导小组”说了算,全属非法。究其实,法律上的“矛盾”,也只有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等的区分。你怎样区分是“敌我矛盾强奸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强奸犯”呢?更何况,在毛心目中哪里有什么法律?立几条法律也仅仅是个摆设!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建议加强法制,毛泽东对他说﹕“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们手脚的。”(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的激荡》页231)而“两类矛盾”却可以任由他变戏法,只要判定某人为敌我矛盾,他就在劫难逃;在人人喊打,国人皆曰可杀的起哄声中,什么法律、宪法!统统变成了厕所里最粗糙的手纸。共产党人死后、盖棺论定的悼辞上都写有:“XX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等。毛泽东的悼辞上本该写,但没有写:“和尚打伞的一生”。毛虽作恶多端、罪大恶极,但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列宁界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和尚打伞”的意思。这就是“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集》二卷,第293页)的原因。斯大林的罪行就是在“消灭人民的敌人”的名义下进行的。(见《黄花岗》杂志2010年第1期)
   
     毛泽东思想如此蛮不讲理,毛泽东罪行又如此罄竹难书,而今不仅得不到清算,还得到官方的提倡;“这,又是为什么?”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June 08, 2010
   
(2010/06/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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