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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娃:《女教皇》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最后一个夏娃:《女教皇》

    
   小说译者谢瑶玲女士,是东吴大学的老师。东吴的校训,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位基督徒总统,写给下一位基督徒总统。但言语内涵,却与他们的信仰,毫无瓜葛。就像一位马克思主义领袖,写给下一位马克思主义领袖,说“你办事,我放心”,听上去也与所信之道,南辕北辙。
   天地若有正气,必来自天地之外,贯乎天地之中。岂能从肚腹中养得出来。所以庄子说“养气”,圣经说“吹气”。养气自重,吹气自卑。就像我为小书亚买的气球,你不吹它,它永远都是瘪的。

   古今地上,也没有完人。台湾的小学课本,把田横五百壮士,称为“五百完人”。阎锡山离开大陆,留下五百人,人人身藏毒药,要为党国殉忠。蒋介石率文武百官祭奠,也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
   所以我一看东吴的校训,“完人”二字,就像学术的苍蝇,灵魂的水货。人类的走向,是越来越自负。人类的悲剧,是永远对自己身临其境的世代,评价过高。一切道德上的努力,都好像在气球上写“养天地正气”。一切物质上的堆积,都好像在坟墓中说,“法古今完人”。
   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天使说过一句善意而锥心的挖苦话。几个妇女看见耶稣的坟墓空了,细麻布摆在一边。她们就东张西望,在墓地穿行。天使穿着白衣显现,对她们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这句话常点醒我。圣人、伟人,巨人,完人,其实都是死人。每当人们设立一个目标,杜撰一种主义,就开始翻开历史,一次次地“从死人中找活人”。所以广场上,依然挂满死人的画像。
   圣经中,用“风”来比喻圣灵。用“吹气”来比喻神将灵魂的样式,就是属乎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放在人的血肉之躯中。吹气,是对“被造”的一个生动描绘。尤其是在人类堕落后,耶稣说,心灵的重生,就如被风吹过一样。所以救赎,对他来说,是十字架上的承担;对我们而言,却是一段风中奇缘。圣经把人的救赎之道,称为人的第二次被造。吹气,亦是对“新造”的一个生动描绘。
   人若承认,自己是可怜的。就转身,迎风站立。吹进去的是灵气,养出来的是血气。信仰的对象,是死里复活的救主。而道德的楷模,都是阴间的死人。
   学雷锋的意思,就是从死人中找活人。三代之治的理想,也是从死人中找活人。不是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而是天不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因为人类的病,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死人没有权柄,将他的伟大,传递给活人。所以雷锋是雷锋,你还是你。道德,不像疾病可以传染。道德在本质上像生命,生命不可传染,生命就是生出来的命。惟有生命,可以生出生命。惟有活人,可以拯救活人。
   这就是为什么道德若不立在信仰之上,道德就是一个咒诅。信仰救人,是一个一个的救。道德杀人,是一片一片的杀。信仰是生命,就像零售,你要独自开口,自己伸手;道德是标准,就像批发,同一批货,只有一个编号。你在道德中被定罪,你在信仰中被拣选。
   一次,我和小书亚出去,见一个老汉弯腰驼背,正在垃圾箱里找东西。我叫小书亚拿了五块钱过去。我第一眼生出的,是对他的怜悯。但这种怜悯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连同我的施舍在内,都诱惑着我,叫我生出内心深处,一种隐秘的骄傲。
   但我第二眼生出的,是对自己的怜悯。当我把自己与那个老汉比较时,我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所谓道德生活,就是一种活在比较中的生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就等于道德优越性。只是,当我不是把自己和老汉比,而把自己和老汉捡回来的垃圾比时,我鼻子忽然就酸了,甚至差点哭出声来。
   为什么我要送他钱。不是因为我不需要像他,从垃圾桶里捡东西;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上帝从垃圾桶中拣回来的东西。我不能“养天地正气”;我的同类中,也没有可以效法的古今完人。说到底,我无法活在崇高的道德中。我若不在信仰中被拣选、被新造;我的一切道德,都将助长我的道德优越感。就像水涨船高,我的道德优越感,终有一天,要吞没我一切的道德实践。
   只是在第二种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基督的信仰者,而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我出于信仰而施舍,不是出于道德而施舍。我出于我被造(旧造与新造)的本质而行善,不是出于我现实的才能、机遇、地位和品德而行善。
   在上帝眼里,只有这样的、非道德主义的善,才是真正的善。因为行善的人,若不将善的来源和果效归于上帝;他就没有行善,反而行了恶。因为他将荣耀、来源和动力归在自己(养天地正气)身上,或归在同类(法古今完人)身上。
   这些是我看了电影,对自我的一段省察。哈姆雷特说,上帝给了我们一张脸,我们又自己造一张。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无论男女,越过被造的地位、自我成圣的诱惑,其实都一样强烈。
   谢瑶玲老师译过许多中世纪教会题材的小说,最著名的是《玫瑰之名》和这部《女教皇》。刚好,德国拍了这部电影。在十三世纪的传说中,这位女教皇若安,据说是在德国南部出生的(离马丁·路德的家乡不远)。德国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能同时满足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三座大山。
   刚好,国内今年也出版了中译本。传说中,若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乔装成修道士,一生渴望让自己的才华,如明亮晨星,照在人前。电影迎合女性主义的视角,将悲剧刻画为社会性的,即女性的地位、才华在那个时代不被尊重。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悲剧仍然是关乎信仰的。如果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那么性别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睦与美善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女权主义的一个左翼立场,就是才华挂帅,性别靠边。和左翼的政治挂帅一样,基本原则,就是谁有本事谁上。于是男女性别就被非生命化,被视为物种进化中一种阶段性的、和粗糙的安排。
   若安在学会了掩盖每月的经血,也为此舍弃了婚姻和家庭。但她仍无法胜过情欲的试探。在梵蒂冈怀孕,游行中当街产子,难产而死,以一种怵目惊心的方式,暴露了她隐藏一生的性别。启蒙运动后,这个十三世纪的传说被翻将出来,不断成为女权主义和反宗教的噱头。
   今天的女性,有双重悲剧。一是男人们的傲慢和背约,使女人一直难以在家庭和社会中得着她们配得的平等与尊敬。二是女人们以牺牲、抹煞、藐视和放弃女性身份与特质的方式,去争取一种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女人”的虚构的自由。
   传扬若安的故事,也是一种死人中找活人的努力。性别,本当是人类被造的特性中最宝贵和令人敬畏的一部分。但在一个慢慢男女不分的世代,人类的性别,要么成了鸡肋,要么成了化妆品。
   若安的父亲,是一个固执的乡村牧师。他在信仰上怀着深深的偏见,活在一种道德主义的残酷中。父亲拒绝让若安学习,她离家出走,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反抗之路。就是以隐藏性别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才华。若安难产而死的悲剧,也是今日一切女权主义者的悲剧:谁若羞辱自己的性别,她(他)的性别终将反过来羞辱她(他)。
   无论若安有多聪慧,当克洛维的日耳曼士兵冲进教堂时,她本能地躲在了祭坛下。智力不如她、也因此不被她尊敬的哥哥,却起身拔剑,为她而死。我多么盼望智慧的若安能在这之后,回到对自己性别的认同中去努力。她却反而决定一生隐藏在性别的谎言中。从这个角度说,她并不是女性主义者,而是一个反女性主义者。因为现世的苦难,使她不愿相信夏娃的一切尊贵、才华和美好,和夏娃的性别密不可分;也不再相信男女性别的被造中,饱含着一个尽管艰辛、却始终高于这黑暗世代的崇高应许。
   女权主义的梦想,其实和男权主义一样,是一种雌性同体的文化,和一种道德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麻痹人们的常识,游说人们活在信心之外,并怂恿人们挣脱性别,鼓励人们自我造型,目的就是从人类下降为蚯蚓。
   2010-5-25
(2010/06/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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