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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六四”[2010/06]

   第三只眼看“六四”

   

   武坚

   

   [附注:本文原为《对世纪之交中国的解读--决定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的一个部分,初稿写于2004年,2007和2009年有所修改和补充。]

   

   与文化大革命一样,89年的运动由既相互关联、又独自存在的两个层面构成,这两个层面是官僚(管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作为被管治集团的民众的不满情绪宣泄。虽然如何全面评价89运动是一个至今尚不能完全展开的话题,但是89运动、特别是作为89运动结束符的“六四”事件,对其后中国社会的影响则清晰可见。我们认为89年的六四事件从如下五个方面显著地影响着到目前(2009年)为止的中国社会演变进程。

   

   1. 扭曲了政府的管治目标。对民间反抗力量的恐惧促使政府领导人更加坚定地阻止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更加倾心于专制的强权所营造的稳定性和安全感,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困境无不由此而生。由于管治理念(共产主义理想)和政府信用的破产,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试图通过发展经济重新获得管治的正当性,此后的一系列经济领域的改革无不透露出这种倾向性和急迫性。发展经济成为中央政府获得管治正当性的主要支柱,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选择“效率优先于公平”的价值观,由此而弱化了政府从事公共服务的动力,使得政府公司化倾向日益加剧。教育、医疗和住房体制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扭曲,其根源就在于政府过度重视经济的增长。

   

   2. 强化了政府对暴力的依赖,导致社会行为的暴力化。政府在“六四”事件中所展示的、用暴力手段镇压反对派的做法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强化了“强权即公理”的暴力化潜意识,以此为肇始,中国又进入了新一轮“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相互激励”的暴力泛滥期。六四事件最终借助暴力而得以平息,这种借助暴力压制民众反抗的“成功”经验强化了政府对暴力的依赖。然而,为了获得管治的有效性而长期借助于暴力的做法,激化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情感对立,从而促使政府为了达到有效管治的目标而越来越借助于暴力强制而不是公众认同,从而阻止了政府内部自发产生改革政治制度的愿望,使得未来的中国只能借助于“以暴制暴”而不是宽容和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附注:我们认为:89运动中的孰是孰非可以争论,但是政府必须为暴力镇压的做法道歉——这是实现社会和解、扭转暴力泛滥趋势的前提。]

   

   3. 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能力,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独立的利益集团。由于受六四事件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领导人急需获得地方政府官员的效忠,以维持其管治的有效性。为了获得地方政府官员的效忠,中央政府领导人不仅给予地方政府以独立的财政收入(如地方税、土地出让金),而且在事实上默认地方政府自主支配财政外收入。通过给予独立财政收入以换取地方政府官员效忠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为中央政府赢得稳定局面,但是长期来看,则增强了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财政独立能力,使得各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官员逐渐形成了不再依附于中央政府的独立利益集团,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横向转移支付能力,加剧了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默认地方政府自主支配财政外收入的做法则助长了政府行为企业化、官员腐败普遍化的趋势。[附注:中央政府对省级和部分地市级党政一把手的任免权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形成了不再依附于中央政府的独立利益集团”的总体趋势,而是形成了“中央政府保持表面的权威、实际上默许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地方政府官员表面尊重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权威、实际上竭力维护利益攫取机制”的默契。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借助于“反腐败”之名过度打压地方势力,将会由于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默契,从而引发各种形式的强烈反抗。]

   

   4. 淡化了公众的集体主义情结、强化了追求个体利益的激励。促使公众广泛参与八九运动的主要动机是“反官倒”(即反对以高级干部子弟为首的利益群体利用价格双轨制和特许经营权获取高额利润的商业行为)、“反腐败”,其内在的精神支柱是对“在集体主义引领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憧憬,其行为是意欲表达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不满——相对而言,“民主化”则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也没有获得广泛认同的目标。“六四”事件所展示的政府残暴和强硬瓦解了本来就极为脆弱的中国人集体主义情结,加之政府在六四事件之后所实行的“严管政治诉求、放任经济诉求”的赎买政策,强化了社会各阶层追求个体利益的激励,减缓了要求政府实施制度变革的压力。然而有限的生存资源难以容许众多个体无节制的利益追求,于是一场争夺有限生存资源的残酷竞争就在陷于资源匮乏困境的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官员的腐败、黑社会的泛滥、道德(信用)的普遍丧失是残酷生存竞争的逻辑产物。在强硬的专制政府和残酷的现实环境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务实地选择了“个体化逃生”的发展路径,这种从集体主义退化为狭隘个人主义的选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延续。[附注:一个丧失集体主义理想、被利己主义情绪割裂的离散化社会难以有效抵抗外部的打击,这是人类的共同历史经验。]

   

   5. 削弱了中国在世界政治博弈中的回旋空间和超然地位,弱化了中国经济的自主性。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如同“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斗造就了日本的重新崛起”一样,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六四”事件也产生了超越国界的影响:它加速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和冷战的遽然结束,使中国过早地面对与美国的直接对立。这两个事件(46-49年的国共争斗和89年的“六四”事件)都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在世界政治博弈中的回旋空间和超然地位,使得中国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强烈的外部敌意、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对发展经济的渴望不仅扭曲了国家内部的管治原则和管治行为,而且同样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原则和外交行为:给予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造成中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劣势;过度依靠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经济的命脉逐渐被外国投资者掌握;对外的金钱赎买政策扭曲了正常的资源配置机制,不仅导致大量的廉价出口,而且“用外贸顺差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做法在事实上已经将中国经济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89运动以悲剧性的“六四”事件作为结束,这种结果反映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反抗者都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动辄将彼此置于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之中,都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内在困境的深刻认识,缺乏对未来中国发展艰巨性的思想准备,缺乏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维护国家共同利益的长远思维,缺乏超越既有思维狭隘性的勇气和能力,更缺乏为了达至“促进社会发展”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宽容、妥协的理念和理性、务实的方法。对上述现象追根溯源可以发现:中国的精英集团(无论是“在朝”或者“在野”)都习惯于在缺乏现实感的幻像中将自我装扮成“道德”、“正义”的化身,而给对手贴上各种“邪恶”的标签——这是道德优越原则和道德等级观念的体现,于是被赋予了“善”与“恶”的对立双方就失去了调和、折衷、理解、宽容的空间。这种缺乏宽容、狭隘偏执的集体潜意识源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优越感,在这种道德优越感支撑下的自我中心主义成为中国精英集团屡屡步入极端的社会心理基础。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如果中国的精英集团(包括“在朝”的管治者和“在野”的反抗者)不尽速改变上述状况和心理,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中国还将制造出更多的对立、敌视与仇恨,甚至不排除大规模的仇杀。[附注:我们认为:所有真正致力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国人都需要借助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对对立双方基于“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执拗”进行重新审视,从中感受“绝对真理观”对社会集体意识的深刻影响、以及彼此间坚定的“不妥协”所导致的荒谬与不幸。]

(2010/06/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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