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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前瞻[2009/06]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武坚

   只有借助“现代化”的视角才能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运动。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两个事件——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三个因素——列宁主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甲午战争的失败开启了中国的宪政运动。1895-1919年是中国人对宪政寄予厚望的时代,与其后的时代相比,也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最真心诚意实践宪政理念的时代:先是1895-1911年由满清贵族领导,其后是1912-1919年由北洋军阀领导。这段历史值得对于宪政感兴趣的中国人认真研究——为什么1895-1919年之间的中国宪政运动失败了?其中的原因对今后中国的宪政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粉碎了宪政救国的迷梦,开启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篇章。原本以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又实现了宪政民主,中国的精英阶层以为可以就此平等地跻身强国之林。然而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的粗暴粉碎了中国精英们的一厢情愿。

   “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这样,为甚么会发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象征着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了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列宁主义是政党专制与民粹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转型和其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经过晚年孙中山改造的国民党正是借助于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和社会动员理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成为1927-1949年之间中国的领导力量。然而,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无论在彻底实行政党专制方面、还是在有效掌控底层民众方面,都不如更为正宗的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可以假想:即使1945年国共和谈成功,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竞争,最终的胜利依然属于共产党。

   [附注:斯卡齐波尔(Theda Skocpol)发现(《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无能,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下滑;三大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三个全新的励精图治的统治阶级,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是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埃文斯(Peter B. Evans )与斯蒂芬(John D.Stephens)认为(Handbook of Sociology,1988, p744):迟发展者“为了动员资本和压低工资,倾向于喜好专制政府”。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对迟发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压力强迫各国寻求合适的军事组织结构,而军事组织结构又反过来重铸了国家的内部结构。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又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统治方式”。]

   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苏联提供了一个通过集权化取得超越性发展的范例,因此对于试图移植苏联模式的中国来说,就会产生“将社会领导权交给组织性更高、动员能力更强的领导集团”的选择结果,同时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民众更看重该领导集团未来对民众承诺兑现的可能性(信用)——这就是民心向背的本质。毋庸置疑,基于上述两点(组织性和动员能力、承诺兑现的可能性),原本弱势的共产党得以战胜原本强势的国民党而取得领导中国现代化的权力。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进程展示了这样一种制度演进趋势:习惯于权威崇拜的中国人为了迅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以高效率和组织性著称的集权制度。对于中国人对集权专制的偏爱,不应该仅仅从沿袭中国等级传统的方面去理解,更应该从一个试图迅速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后发国家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与焦虑的方面去理解。从普鲁士、苏联等国家迅速崛起的经验中,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集权专制对一个试图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促进作用。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借助于强大政府的组织能力实现国家迅速富强的理念依然大兴其道。

   [附注:在深刻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兴盛的真正原因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之后,我们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那些选择了集权专制的后发国家领导人的道义苛责,因为他们的选择可以部分地归结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理性有限性所造成的失误、部分地归结于面对强大外力压迫时的无奈和焦虑,之后的剩余部分才归结于领导者的个人缺陷。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抛弃对圣君幻想的同时深刻认识人性的内在矛盾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艰难。]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对国民党的胜利,毛泽东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认为,应该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研究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够合理地解释聚集在毛泽东身上的种种“有悖常理”的行为与思想。与其同僚(如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张闻天等人)相比,毛泽东的一大优势是能够将原本分离的两个群体(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有效地联结起来。形象地说,毛泽东是一个“脚踩在泥巴里、头伸进云彩中”的巨人,他比那些浮在半空中的知识分子同僚们更能赢得底层民众的欢心,这是他能够屡屡在党内斗争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附注:集权制度最终能够造福于公众的关键在于“集中起来的权力由道德高尚的伟人所掌管”——这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所在、也是被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当制度(政策)选定之后,领导人(干部)的选择就成为关键。然而,道德高尚的伟人在现实生活中或者难以寻觅、或者存在着能力缺陷,于是那些虽有道德瑕疵、却能力超强的强人就成为替代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公认的道德楷模)周恩来主政转变为30年代后期由毛泽东主政的逻辑。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并没有改变20世纪中国革命所体现的一贯逻辑——强化注重道德优势的道德等机制(20世纪中国革命的正面意义也正在于此——道德优势取代了血缘优势而成为占据权力中枢的依据)。道德等级制并不排斥能力要素,而是在领导人的选择中赋予了道德(而不是能力)以更大的权重。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恩来(以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一干同僚)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因为:虽然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虽然有道德瑕疵(但绝不是巨大的道德劣势),但是有着周恩来所远远不及的领导能力,正是在对道德和能力的综合衡量后,“毛泽东取代周恩来”的转变才能够得到“全党的认同”——道德瑕疵更为明显、能力并不比毛泽东强的张国焘显然没有获得这样的“全党的认同”。]

   毛泽东在本质上是一个有着民粹主义情结的专制者。如果以皇帝的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亲民的好皇帝。由这样一个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于一身的专制者来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悲剧:当一个伟人被赋予了“拯救全民族命运”的巨大使命时,他也就同时被赋予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权力,但是基于人的理性有限性和自利本能,那些被赋予了巨大权力的个体很难能够控制自己谨慎地行使权力——无论是基于个人的私利还是基于伟大的正义。

   [附注:长期的贫困与天灾、战争所造成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是中国人持久的集体记忆。在这种记忆的引导下,中国人形成了弱者的生存逻辑:借助于强势人物和组织的道德感召和暴力强制,将众多个体的微薄剩余聚集起来,或者用于对少数有天赋的后代实施精英教育、以期通过这些精英的智慧为长期处于贫困的民族寻找到一条富强的道路,或者投资于有着美好盈利前景的事业、以期赌博式地获得财富的大幅增加。(所谓“赌博式”的方式是指期望通过极少的原始投入获得远远超过投入的巨额回报。尽管获得巨额回报的几率是如此的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相对于坐守贫困而言,至少这种“赌博式”的方式仍可称得上是在缺少其它有效选择情况下的“唯一积极行动”。)但是,人性的自利本能使得那些被寄予了父辈殷切希望的少数精英后代背离“为民族、公众寻找幸福之路”的初衷,而成为狭隘的自私之徒;有限的理性(认知)能力和普遍欠缺的合作意识使得当初预期具有“美好盈利前景”的事业成为劳而无功的空耗,从而留下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怨恨。我们认为,这是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型塑出的中国式思维与行动的逻辑,也是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因素。缺少这一维度的分析,将难以理解造成中国现代化路径迥异于欧美国家的内在原因。]

   毛泽东现象是中国专制制度与现代化运动相结合时代的产物,剖析毛泽东现象首先需要剖析中国专制制度与现代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在此之后才是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脱离了对时代背景的深入剖析,将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的必然性困境。

   [附注:综合的社会学是从对意义的理解发展出来的。它通过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寻求进入他者的主体性,为的是从内部去“理解他人”。这样的一种方法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它需要某种同情。理解并不是宽恕。理解极端行为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具有的互动性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或原谅这种行为。分析者必须超越现实状况的束缚,必须超越那些使其心安理得却无益于知识和讨论的既定想象。分析者要尽力去理解当事人的环境,把个人的行为与集体的历史联系起来。试图去“理解”而不是去“解释”,意在强调理论化和范畴化的局限,后者通常只是对事后分析所重构的过程作出部分的、两可的、权宜的说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理解”必须避免泛道德化,避免“善”与“恶”相争的二元论观点。]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挑战是:以小农经济-家族体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不适应社会化分工广泛开展的现代社会,改变社会心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与国家技术现代化的紧迫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短期难以弥合的矛盾,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浸染小农经济-家族体制氛围中的国家里,致力于短时间内实现赶超式强国目标的国家领导人必须设计出一套抑制依附于小农经济-家族体制的传统心理(有私德、无公德)的制度。苏联的经验就是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在全社会建立起公有制(亦即名以上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的政府所有制)。在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不成功的现代化历程之后,这种借助于政府强制力的公有制自然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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