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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再认识(二)

对历史的再认识(二)

   武坚

   第二章:以商贸经济为基础的近现代文明——公元1500年之后的历史

   随着欧洲的崛起和扩张而产生的近现代文明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强大和持久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身处其中。对于这样一个扩张进取的文明,不同群落、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评价。尽管全面评估它对人类产生的持久性的影响为时尚早,我们仍然不揣冒昧地试图揭示这些观点的分歧。

   一个传统欧洲人的观点:“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的财富、智慧与经验。只有那些最具开放心态的其它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必然陷入停滞的泥潭。在公元1500年前后,以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和麦哲伦为代表的欧洲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生气、积极扩张的群体。当时,敢于从事性命相关的航海探险的不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欧人。正是这些勇敢的欧洲人的积极进取造就了其后几百年的人类辉煌。”

   一个现代中国人的观点:“公元1500年之前,各大文明并行发展,这是由于受当时的技术限制,没有一个文明有能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它文明,尽管他们主观上很愿意这样去做。公元1500年之后的历史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欧洲文明突破了这种技术限制,因而有能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它文明,从而加快了文明统一的进程——欧洲文明正取代其它文明而成为世界‘文明’的标准。几百年来,欧洲人从扩张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与此伴生的是扩张欲望不断地膨胀——要让欧洲人抑制扩张的欲望比让吸毒者戒除毒瘾还要困难。随着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扩张,世界文明的多元化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类正加速向以欧美为核心的全球一体化、权力集中化、社会等级化的方向飞奔。”

   一个未来历史学家可能的观点:“发源于欧洲的扩张主义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模式,使人类走上了急剧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道路。如果仅仅是欧洲国家以这种方式消耗着自然资源的话,世界资源的消耗速度还不足以使人类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崩溃。欧洲扩张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于,他们就像顽童玩火一般不负责任地用炮舰和贪婪将中国、印度和其它人口众多但已高度稳态化的社会惊醒,使之重新走上以最大限度满足个人欲望为目标、以高速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不断扩张的人类就像一个不断试图吹大气球的顽童,在一次次地挑战着地球的忍耐极限,直至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文明被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拖入灾难的深渊。毁灭的力量来自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的索取和掠夺。人类的悲剧在于生于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而又无法节制自己的欲望。”

   五百年欧洲的扩张将人类自私、贪婪、残忍的本性推向了极致,而这样的扩张并没有遭到来自“道德和正义”的惩罚。欧洲人对几千年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自然“禁忌”的挑战和由此得到的丰厚回报,成为其它民族竞相效仿的动力。少数规则反叛者的收益来自于多数规则遵守者的损失;对少数规则反叛者的纵容将导致全体成员对规则反叛的追求;当所有成员都成为规则反叛者的时候,规则的报复将接踵而至。缘于欧洲扩张主义的反叛激发了人类对自然约束的全球性挑战,这种挑战的结果将引领人类奔向灾难的深渊。只有对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给予应得的惩罚,才能唤醒人类对扩张主义的理性思考,重新恢复对自然的臣服和畏忌,重新划定人类自由权利的界限。

   2.1:商业革命与欧洲的崛起

   在近代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大规模的文明融合都是以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族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着农业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与以往不同,近代欧洲文明的扩张是通过海洋拉开序幕的。欧洲人以不逊于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仅仅只用了三百年的时间,欧洲人就完成了由弱转强的巨变,成为了我们这个星球的主宰。

   2.1-1:商业革命与欧洲扩张的社会基础

   欧洲人口的迁徙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发展。这种商业的发展不仅存在于欧洲内部,而且也迅速地使欧洲以外的世界卷入其中。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动力来自于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由此产生了到东方寻找财富的强大动力。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了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和平、安全和妥善养护的陆路通道,开始了与东方的直接贸易。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地理方面和生活方式的因素,欧洲无法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东方的香料和其它外国产品。这一因素迫使欧洲人在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之后,不得不寻找与东方直接贸易的海上通道。第四个原因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千年之争使得居于弱势的基督徒们始终感受着虽然不是迫在眉睫的、但是现实可感知的威胁,正是这种现实的外在威胁催生出欧洲人(特别是直接经受过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人)通过对外扩张、寻找财富、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强烈意愿。

   国际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对欧洲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交易的规模也增大。各国家之间和各城市之间竞争的推动,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商品产地、新的运输路线和新的贸易市场。这些因素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向上的社会活力结合在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世界的每一个港口。

   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处理商业事务的新技术的发展(即商业革命)则更为重要。在这一发展中,行业公会(一种非政府的自治组织)的作用尤为至关重要。它既具有政府的公信力,又具有促进行业发展的专业知识,同时更具有政府所缺乏的灵活性。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使得金融观念得到改变。对“借贷”意义的重新认识,使得积聚前人以货币方式存储的财富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成为可能。股份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大规模商业活动对个人的风险压力,并促使更充分地利用不同人的才智和经验、更有效地进行分工合作。复式记账制度(复利计算方法)的普遍采用激发起人们将尽可能多的财富积累投入到未来的冒险中以寻求超越式的财富增长。

   单利计算方法与复利计算方法的差异透露着一个社会对未来的预期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对创新和冒险精神的态度。首先,一个主动采用复利计算方法的社会通常认为“相对于以前而言,未来的发展将会是超线性的”。由于普遍地对未来的发展寄予乐观的期望,无论是借方或是贷方都愿意以一种超线性的(复利)计算方式衡量未来财富的增长。与之相反,对于一个内敛的社会而言,明天不过是今天生活的简单重复,因此并不需要抱有急切的热情和期盼,一种线性的(单利)计算方法恰当地反映了这种普遍的共识与社会心理。其次,复利计算方法反映出一个处于扩张阶段的社会对创新、冒险精神的尊重。对于扩张型社会而言,财富的迅速增长来源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来源于对传统模式的挑战。正因如此,内生着对创新、冒险精神尊重的复利计算方法成为鼓励后来者持续投入、以其获得更多财富增长的制度安排。对于一个内敛社会来说,虽然从事商业也有风险,但是这种风险更多来自于官僚统治势力的压制而不是源于对传统模式的颠覆,因此这种风险是在人们预期之内、并且需要极力回避的。前人没有必要鼓励后人接受这种不必要风险的挑战,后人也无需对前辈所承担的风险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回避风险的制度安排(如单利计算方法)就成为社会的理性选择。

   欧洲的扩张因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股份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欧洲商人在世界各地组织起从事贸易活动的股份公司,这种新型组织成为经济动员和经济扩张的最有效的工具。这些股份公司的力量是任何传统商贸组织结构所无法相比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合股性质限定了投资者的责任,使投资所起的作用与经营管理的职责相分离,同时也使民众有可能动员大量资本从事种种商业投机。任何想用少量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他们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们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不用进一步负责任。而且,各投资者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也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商业组织方式能够轻而易举地动员起全欧洲的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这样的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市场的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市场的参与者,从而为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与此对比的是,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由于是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欧洲强大的、非个人的股份公司竞争。他们之所以如此行事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顾忌和忧虑:在一个对私有产权没有充分保护、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缺失、经济利益无法用契约的方式加以保障的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强大势力(特别是来自政府的势力)介入并最终侵吞绝大部分商业利润的可能。这种强大势力对个人利益侵占的社会惯例,迫使相对弱小的普通个体无法借助于社会性力量(如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维护自身权益。面对个体利益被无偿侵占的现实恐惧,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拒绝广泛的社会合作与分工,而将合作与分工固守在具有密切血缘和利益联系的家族范围内,因为后者可以借助于家族内部的利益分配和惩罚机制弥补社会性机制的欠缺。

   在激发起民众赚钱的欲望之后,如何通过制度的安排,使得绝大多数参与者能够得到利益并继续保持强烈的参与欲望,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对政府来讲,最关键的是“让利于民”——制约政府权力、确保政府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杜绝政府与民争利的渠道、严格禁止政府官员在保护公众利益名义掩盖下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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