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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落入东亚陷阱吗?[2009/05]

   中国会落入东亚陷阱吗?

   武坚

   一般认为,导致日本自90年代以来长达十几年经济停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通过引进模仿实现技术追赶的模式曾经造就了日本制造业低成本、高水平的竞争优势。然而进入90 年代之后,由于失去了引进模仿的对象,日本制造业逐渐丧失竞争优势:不仅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领域落后于美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无法与其它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相抗衡,而且在曾经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诸多产业领域遭到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技术摹仿和市场蚕食,由此导致了经济萧条的长期化。

   2.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政府经济管制与企业体系不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所致。政府的过度保护和扶持不仅造成垄断性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缺乏创新精神、导致竞争能力下降、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难以生存,而且妨碍市场机制在资源有效配置方面发挥功效、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曾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成为阻碍经济复苏、加深经济萧条的加速器。

   3.“景气优先”、放弃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使得政府的经济振兴计划难以如愿。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日本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公共投资的过度膨胀形成了无效率的重复建设,不仅使政府债台高筑,而且也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使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恶境。

   4.日本的经济问题与既得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为了避免损害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在政府里的利益代理人,扭曲政府的政策。即使宣称致力于改革的小泉纯一郎,在上台之后,为了讨好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得不放弃政治、经济改革计划。

   97 年之后,韩国出现了与日本相似的情况。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对60-70年代的韩国经济起飞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模式的主特点是: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政府、大企业集团、银行密切结合,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为了促成大企业的迅速发展,韩国政府不仅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还让银行为其发放大量低息贷款。80年代以后,面对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生活日趋复杂化,韩国政府虽然试图着手经济政策调整,但是并没有真正执行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民间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1983 年以后,韩国金融业虽然声称开始实行民营化,但银行行长人选仍由政府委派,行政力量的影响仍然很大。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韩国的商业银行缺乏市场导向,不计风险地向政府支持的大企业集团提供了大量贷款。在政府的长期保护下,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盲目扩张,效率日趋低下。进入1997 年后,韩国一些大企业集团因经营亏损而倒闭,给金融机构带来巨额坏帐和信用危机,从而导致了货币危机的爆发。此外,在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下,政府在对银行进行干预的同时对其实行严格保护,银行没有倒闭的压力。在泡沫膨胀时期,大量银行忽视经营风险,参与地产和股市交易,推动了价格的上涨。而随着泡沫破灭和股市暴跌,银行受到巨大损失,进一步加剧了货币危机。与此同时,货币危机削弱了投资者持有本币资产的信心,外国投资者抛出本币资产,加剧股市下跌,从而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

   如果对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造成日本90年代之后经济长期停滞、韩国97年金融危机的诸多因素正在以相似的方式影响着当今中国经济机制的运转。对此我们有理由担心:回避制度改革的中国政府将可能将在未来几年里使中国陷入到经济短期危机或者长期停滞的“东亚陷阱”中(在这里我们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短期危机或者长期停滞”的情况称为“东亚陷阱”);而且,更为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短期危机或长期停滞,而是由经济短期危机和长期停滞所引发的社会动乱。日本、韩国在陷入长期停滞和短期危机时没有产生严重社会危机的关键原因在于拥有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在当今中国严重缺失。

   相对于日本、韩国而言,中国拥有脱离陷阱的两个潜在有利因素。其一是中国民众有着巨大的潜在购买欲望。如果政府能够迅速制定出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中国民众巨大的潜在购买欲望就会转变成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购买力。其二是中国具有与较低技术水平相伴随的巨大技术模仿、提升空间。适宜的产业政策、对职业教育的大量投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国外先进技术引进与模仿将会给中国带来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将潜在的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有利因素的关键是政府的变革——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重建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放弃上智下愚的优越感、鼓励公众的多元化自主发展。

   2009/05/12

(2010/06/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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