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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不稀罕平反

    牛克思
   
   象征着中国人民大觉醒的“六•四”民主运动已经过去21年了,这个惨痛的日子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中国人民的脑海。共产党的坦克虽然碾碎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梦想,但是却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支配。共产党愚蠢地认为,只要发展了经济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然而,实事给了它最冷酷无情的嘲笑。虽然文化大革命以后共产党停止了狗咬狗式的党内斗争,使中国赢得了30多年宝贵的和平与稳定,国民经济因此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可是,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减少,相反,在发展经济的幌子掩盖下,激烈的利益争夺使得官民矛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报道,2009年全国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多达10万次。进入2010后,校园屠童触目惊心、全国各地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用生存权否定人权的发展模式,到头来连生存权都保证不了。富士康年轻员工被厂方迫害连续自杀,兰州维尼纶厂罢工工人打出“我们要尊严,我们要生存”的横幅,就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彻底否定。如今,除了党政机关以外,无论人们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老百姓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诅咒。
   经济和政治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它们各有各的研究内容和服务领域,经济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在于用尽可能小的花费取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的需要;政治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马克思生硬地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胡说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一切人与人的矛盾都归结为经济原因,共产党把这种歪理邪说当做其“唯经济论”的理论根据,妄图依靠经济增长掩盖一切社会矛盾。马克思的荒谬理论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不仅没有在经济方面增进人民的福利,反而在政治方面挑拨和激化了阶级矛盾,他的歪理邪说理所当然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批判。“六•四”民主运动就是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她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歪理邪说,在中国推行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民主制度,接受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六•四”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了,但是她却成了一棵火种,点燃了前苏联和东欧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专制制度顷刻间灰飞烟灭,这些国家的人民从此不再需要共产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
   共产党表面上十分“谦虚”地声称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其实它心里认为自己百分之百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因此它就不允许中国人民自己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因为这种声明是蛮不讲理的强盗论调,所以不仅在逻辑上会陷入矛盾,而且在实践中还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在逻辑上,它不可能既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剥削工人,同时又代表工人的利益避免被资本家剥削;它不可能既站在房地产开发商的立场上支持野蛮拆迁,同时又代表着拆迁户的利益抗拒野蛮拆迁;它不可能既代表政府的利益干预司法公正、剥夺法轮功信徒的信仰自由,同时又代表法轮功信徒的利益维护司法公正、保护信仰自由;它更不可能既为了自己的利益抢夺人民的财产充作党务开支,同时又为了人民的利益拒绝接受这样无耻的盘剥。在实践上,正因为共产党把持了一切权力,控制了民主党派、学术团体、社会团体、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公检法等等,把行政、立法、司法以及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民只能被它代表,完全丧失了正常的利益表述渠道。通过共产党控制的渠道反映问题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无聊游戏,通过它控制不了的国外媒体揭露问题又被它诬蔑为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受打击,整个国家在这种独裁制度下变成了一只充满怨气的高压锅,然而这只高压锅却没有排气孔和安全阀,锅内的压力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发生剧烈的爆炸。为了延缓这只高压锅爆炸的时间,共产党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自我吹嘘,人为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异己份子的打压力度,以为这样就可以按得住高压锅的盖子,避免高压锅爆炸。它指使警察监视异议人士的活动,禁止受到地方政府欺负的老百姓到北京上访,重判敢于出头为人民呼吁的胡佳、刘晓波和郭权等人权领袖。可是,人民的反抗非但没有因此而沉寂,反而如深秋的山火,大有燎原整个中国之势。

   在封闭的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接触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可以由风俗、名誉、良知等形成的乡规民约来约束,每个人为了不被社会排斥,必须自觉维护自己在乡亲们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保持和谐。可是,到了开放的工业经济时代,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极大地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工厂或者新社区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临时的、松散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淡漠的,每个人都不用担心受到社会的排斥,因此也就不再关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失去了血缘基础和心理基础,这种环境增加了人们犯罪的动机,只要犯罪所得的利益足够大,就有可能诱发人们犯罪。犯罪份子作案后可以逃之夭夭,跑回老家在乡亲们面前摆摆阔,也可以跑到另一个地方重新找一份工作干,完全不用顾及面子和他人的指责。对这种心理差异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共产党官僚(比如城管)在别人眼里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可是在其亲戚朋友的心目中却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乡规民约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为了保持社会和谐,这时就必须用法律来取代乡规民约,成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普遍规则。可是,在立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又容易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利益把这个集团里的成员团结在一起,拼命往法律里塞进自己的私心杂念,并且,再严厉的法律总是需要政府去执行,如果法律既不公正,政府又玩忽职守对犯罪行为不闻不问,这样,整个社会就被利益彻底败坏了。深圳富士康残酷虐待工人,把工人当做犯人进行管理,创造了在短短4个月零4天时间内,连续发生12个工人跳楼自杀和一个工人割腕自杀的可耻记录,并且在政府的包庇下,居然没有一个人对此承担责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设想,在封闭的农业经济时代,在乡规民约的约束下,富士康的管理干部决不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逼迫到如此地步,但是在开放的工业经济时代,富士康的管理干部和那些打工仔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即使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伤害了工人,他们也不必顾忌亲戚朋友的指责,也不必担心自己背上恶棍的骂名。只要政府官员可以被收买,那么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了。今天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诈骗、赖帐、索贿行为,究其原因,莫不因此。
   要想在开放的工业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和谐的中国社会,不改变落后的管理方式是绝对不行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民主政治就是一个能够适应人口快速流动的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她用公民资格取代亲属关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立法能够反映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要求司法排除地域、血缘、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干扰、公平对待每一个服从司法权威的公民,要求行政接受人民的监督、杜绝执法过程中顽固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现象。这就是“六•四”民主运动的精神,它与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落后理念格格不入。21年来,民间不断发出要求共产党为“六•四”平反的呼声,共产党却一再强硬表态,决不改变八九年给“六•四”所下的结论。共产党的顽固态度实属意料之中,因为独裁和民主从来就是势不两立的对手、不共戴天的死敌。相反,民间要求共产党为“六•四”平反的诉求是不符合逻辑的,要求共产党为“六•四”平反,等于继续承认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合法性,然而,任何独裁统治都是不合法的,一个国家不可能既实行独裁统治又尊重民主原则。共产党不垮,平反就只能是对人民的欺骗,“胡风”反革命案平反了又怎么样?“右派”平反了又怎么样?共产党还不是继续制造“反革命”和“右派”吗?只要共产党一天不垮,“六•四”就不能算取得了彻底胜利,“六•四”要取得彻底胜利,共产党就不可能再继续其独裁统治,二者不存在双赢共存的关系。因此,“六•四”不稀罕共产党为自己平反,她要的是彻底的胜利!并且,因为“六•四”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她也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六•四”精神永垂不朽!
    201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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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0年06月0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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