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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


   
   清国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

   
   

    研究清朝,不能不关注满族的历史,关注满族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八旗。长期以来,研究满族史的中外学者,围绕八旗制度展开多方面考察,并取得丰硕成果,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有关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还有助于从更大的视野考察八旗制度的性质和特点,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有清一代,满洲统治者以八旗制度统辖旗人(内部又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族)。旗民分治是清王朝一个根本制度。作为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北京实施旗民分居。
   
    清朝定都北京初,在城内强制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当时的北京城,仍保持明朝重建后的面貌,呈“凸”字形。内城(故又称北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故又称南城),东西各宽于内城。清朝统治者强令原在内城居住的汉民除寺观僧侣外,一律迁居外城,腾出内城安置满洲皇室和以满洲人为核心的八旗官兵及眷属。
   
    旗民分居的结果,形成了并存的两个社会,即内城的旗人社会与外城的民人社会。不过,这两个社会并不是互相隔绝的,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民人重新进入内城,最终形成旗民杂居的局面。关于这一变化过程,笔者曾依据房契文书作过初步考察[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对内城民人的考察上,即这些民人是如何进入内城的?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与作为其服务对象的旗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得出若干结论。
   
    从事碓房业的民人
   
    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是清代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皇室、贵族、高官姑且不论,就连普通八旗兵丁的钱粮(甲银甲米),也是不低的。仅甲米(兵米)一项,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每人每年46斛(合23石),最低的步甲也有22斛(11石)。统治者有意把甲米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养家,余粮则可变卖,作为一项辅助收入。当时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5石,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所以雍正皇帝曾坦率地告诉八旗兵丁: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已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2]
   
    大约十万左右八旗官兵聚居京城,每年领取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尚无精确统计。有学者认为,每年在京八旗官员的禄米(俸米)约需12万石,八旗士兵甲米约需175万石,八旗宗室勋戚及荫袭官员禄米约需100万石,此外还有八旗失职人员、鳏寡孤独养赡米石等,合计近300万石。[3] 清代京城食粮主要来自南方漕运,分别由山东、河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广运抵。据雍正《大清会典》卷四十:江南额定漕粮179.4万千余石;浙江:63万石;江西:27万石;湖广:25万石;山东:37.5万千余石;河南:38万石。以上合计约370万石,其中绝大部分入于旗人之手。[4]
   
    由于粮食来源和品质不同,旗人与民人的食物构成存在明显差异。内城的旗人主要食用南方运来的稻米,而外城民人所食多为北方产五谷杂粮,此即时人所谓:“旗人平日多食老米,民人平日多食杂粮”[5]。仓廒中存贮稻米,很大一部分未经加工仍带硬壳,叫“粗米”,“粗米”蜕壳的过程叫作“舂”,又叫“串米”。米经串治后称作“细米”。这样,主要为旗人加工稻米的碓房就发展起来。“碓”是舂米的工具,碓房多为民人所开。松筠《百二老人语录》卷二云:
   
    京城凡衚衕内,有开设碓房、米铺之山东人,常收揽旗人每季关领之好米,谓之碓细。每五大斗止给四斗,实于山东人大有便宜。而度日艰窘之旗友,白日出当官差,家中人少。如遇送米来时,山东人故意将米少给。因缺数向争,彼不但不添,仍发豪横,并云:此是你们原米,好食则食,不食给我工钱,将你们原米叫人拿来罢。因无可奈何忍耐过去[6]。
   
    “碓房”,满语叫作“bele niohure puseli ”(直译:碓米铺);“碓细”,满语叫作“narhūn obume niohumbi”。上引文还说明,开碓房、米铺的,以山东人为多,他们平时里收多给少,或以劣充次,盘剥旗人,花样多多[7]。
   
    在清代北京,与旗人关系密切的民人,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山西北与蒙古接壤,向南毗邻京、冀,素有经商传统,京师经营银钱业务之炉房、钱铺、票庄、当铺、印局老板等等,大半非山西人莫属。而山东人与满洲人历史渊源最久,关系也最密切。山东东部一带素为富庶,但人稠地窄,故出外谋生者多。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渤海湾相望,自明代以来,许多人浮海北上,谓之:“闯关东”。关外地广人稀,物产丰饶,北上者络绎不绝,或春去秋归,或迁往不归,关外遂成山东人“第二故乡”。十六世纪末满洲人崛起于辽东,开疆拓土,建立清朝,编入汉军八旗的汉人,十之八九原籍山东。清朝入关,大批山东人随之来京,继而又从原籍招致不少亲朋。山东人素性吃苦耐劳,兼有经商传统,久而久之,旗人日用所需多由山东人承办,近水楼台先得月,老米碓房多由其经营也是很自然的。
   
    那么,北京内城碓房是何时兴起的呢?雍正年间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尚崇坦在一份奏折中称:
   
    臣查八旗官兵自定鼎以来居住内城,所关米原系自行舂碾,未有雇觅旁人者。乃数十年来享国家升平之福,惮劳苦而习宴安,遂有山东、山西两省来历不明之人入京开设碓碾,而旗人所关之米交与舂碾,久久习熟,竟有关米出仓并不载运回家而直送至碾碓听其销算者,以致无籍奸民得以施其盘剥之计。除一石只舂八斗外,或用大斗小升,多入少出;或因先借后还,贵价贱折;甚至有寄放既多乘便卖尽而飘然远遁者。[8]
   
    这份奏折讲得很清楚,清朝初期,八旗官兵领取兵米俸米,原系自行加工。以后习于安逸,惮于劳苦,逐渐转给进入内城的外省民人,首先是山东、山西人。这些民人开设碓房碾房,除了收取加工费,还想出种种额外盘剥的伎俩,以致引起旗人强烈不满。为此,尚崇坦曾向雍正帝建议:八旗领取的粮米应令自行舂碾;开设碾碓的民人概令移往外城;如果仍留内城,由步营官员即行查拿治罪。尚崇坦的想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他认为只要把民人逐出内城,就万事大吉,旗人既可“习力作之勤”,而“奸民”亦无所施盘剥之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已经习于安逸的旗人,如何使之重操旧业?何况米石加工数额巨大,确实需要社会的专业分工和必要设备。结果可想而知,雍正帝对尚崇坦的建议未置可否,实际是搁置一旁了。
   
    同一时期,还有八旗官员建议设立官办碓房以取代民人碓房,具体办法是每旗各设碓房十处,舂串细米发卖。但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当时八旗官兵约有九万五千五百余,食粮人数众多,碓房如少立则不足敷用,如设立百余处,又不免人多事繁。八旗大员会议的结果,否定了上述建议。[9]
   
    总之,碓房与旗人生计关系密切,无法取代。但碓房对旗人的盘剥又不能不引起统治集团的关注,只是苦于找不到有效对策,只好任凭其发展。清中叶,北京内外城的碓房至少有千余家 [10]。其中,位于内城的碓房以旗人为服务对象,业务量尤大。
   
    内城的碓房业,几乎与清朝的统治相终始。除了加工米石,一些碓房兼营放债[11]。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迅速崩解,旗人们丧失了被称为“铁杆庄稼”的粮饷,加之近代机器加工业的传入,碓房业才迅速衰落[12]。
   
    二、从事运输业的民人
   
    南方的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上岸,按照米色和用途不同,分仓收贮。食用上品米的八旗贵族、官员必须出城到通州仓运米,而八旗骁骑校、护军校以下及兵丁则在京城各仓运米。
   
    京城八旗,各有指定仓库:左翼镶黄旗,海运仓(东直门内鞭子胡同北口外);正白旗,旧太仓(朝阳门内大百万仓南门);镶白旗,南新仓(朝阳门内豆瓣胡同);正蓝旗,禄米仓(朝阳门内智化寺西);右翼正黄旗,北新仓(东直门内瓦叉儿胡同东口);正红旗,兴平仓(东直门内扁担胡同南口);镶红旗,富新仓(朝阳门内北小街);镶蓝旗,太平仓(原与禄米仓同设一处,康熙四十四年移设朝阳门外瓮城之南)。其中,朝阳门内旧太仓、兴平仓、海运仓、富新仓彼此接近,规模最大,四仓为一大仓,即一仓四门 [13]。
   
    按八旗方位:左翼四旗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对照以上各旗仓廒不难发现,八旗官兵领米,路程远近不等,由于京仓均集中在城东一带,右翼四旗领米,须从城西赴城东,中途要绕行皇城,路程远较左翼四旗为远,运输费用相应提高。
   
    清朝盛时,府库充盈,八旗官兵给养丰厚。旗兵每季领米一次,称“季米”。季米的领取分旗定期,大致有二种。第一种为“二五八冬”,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领米期;第二种为“三六九腊”,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领米期。[14] 届时仓前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为了运输与发放便利,领米时各旗多以佐领为单位雇觅民人车辆,凭米票到指定仓房领米。《百二老人语录》卷二载:
   
    一老人云:吾知一人曾充领催,办理钱粮事务,甚为美善。其于本佐领下人钱粮,或银或钱,每月由户部领出时,送至佐领宅内,将钱如数散放,并无坐扣这项那项。银两按分照册公平秤放,余出者给雇车工价外,不余则已,有余即回明佐领,分予佐领中极贫之家,虽一分一文,并不苛取……佐领下或官或兵,关米时,伊亲率佐领下听事人,找雇贱价车辆拉米,逐户挨送。其充足人家如及时交给车价,即令车夫领去;贫穷人家当时不能措给,伊在钱粮内陆续坐扣,找还车夫……
   
    上引文提到的车夫,就是专门被雇佣来给旗人运米的民人。他们大多是个体经营,在车价上亦有差异。清初同一佐领的人户集中居住在某街区,以后逐渐散居各处,随之,季米的领取越来越费时费力,车脚工价亦水涨船高。雇觅车夫,讨价还价,这些工作,琐碎繁重,照例是佐领下钱粮领催的职责。但这些交易环节,往往也给领催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机会。故其人品之高下,贪廉与否,直接涉及旗人的切身利益。上引文还提到,一些旗人贫户,因无钱付给车价,只有欠账,等到下季度领取钱粮时再由领催扣还给车夫。在这种场合,这些旗人就与车夫形成了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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