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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谈到满族生活性文化的规范功能,就要看它规范什么?满族生活性文化主要规范的是满族社会组织成员中满族人的行为,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根据特定的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合乎于整个社会发展标准模式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运行。
   

     在社会生活中,社会规范有多种形式,我们可以将这些规范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法律、法规;第二层是纪律、条例;第三层是道德、伦理;第四层是民族文化。其中民族文化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538页。)民族文化不是法律,它总是先以一种社会习惯的力量出现,后来才成为“法律”。成文法无论在条文上制定得多么细致,也只不过是社会行为中需要强制执行的一小部分。而民族文化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
   
   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往到精神心理活动,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遵从着民族文化的规范,对此并不表示任何怀疑,认为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尽管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规范作用,但这种规范力量是一种“软控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软控制要比法律、法令、法规等“硬控制”的力量强有力得多,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培根就曾说:“人的思考取决于动机,语言取决于学问和知识,而他们的行动,则多半取决于习惯。”(注:《培根随笔选》,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3页。)满族生活性文化之所以强有力地支配满族人的行为,正是因为通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满族文化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体现着它的功能和作用。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一、整合功能
   
     满族生活性文化的整合功能,是指满族文化统一满族共同体的心理与行为,使整个社会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就社会意义而言,生活性文化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都具有团结群体、整合社会的功能。
   
     任何一个社会都在不断变化,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根据外部环境与内部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社会生活的世代交替中,满族先民的生活性文化不断被后代继承和复制,从而保持这生活发展的一定的连续性。在生活变迁中,整个生活性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胃”,将新产生或周边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不断地进行消化、后刍和吸收,先进的、适应社会发展的便融入新的文化体系,落后的、不适合的则被摒弃。即便是在大规模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与整个民族文化体系相比,发生的变化也仅仅是局部的、微小的、渐变的,这就有效地防止了文化的断层,文化则维系了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如果仅仅是这样论述,我们的观点就难免流于空泛和一般。我们所关注的是,满族生活性文化的整合功能对于满族社会的特殊意义,以及功能实现的具体途径。满族社会结构的重要特性之一是血缘纽带和八旗制的强固性。这种联系随着满族建立清朝,进入北京,拥有全国政权后,八旗制已逐渐淡化,但在满族文化中,血缘宗法的伦常关系反而强化。甚至今日,血缘宗法关系仍是满族社会群体中基本的社会人际联系的结构形式,强化整合这种关系是满族人内在的需求,我们所说的“整合”,指的是构成满族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仅仅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者和谐一致。这种整合常常通过某些特定的文化内容得以表现。满族社群活动行为以及集体意识的整合,在许多场合下都是通过丧葬礼俗来加以体现的。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丧葬礼俗是满族集体性的活动,其本身就是一次社会聚合的机会,这种聚合在缺少多渠道交往的满族传统社会是十分必要的联系手段。我们以丧葬中参与该项活动的人员范围层次进行分析。满族的丧事活动,各群体基本情况是类似的,这里以塞北新城满族一老者丧葬礼仪为例。新城当地其他民族说:“旗人过去很护热”。指的是过去满族人遇到丧事时,亲疏远近都主动“搭照”。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我们如果给新城满族这一老者葬礼上的参加者划分一下层次的话,大致是这样的:首先由死者的直系亲属和主要家庭成员来构成一个孝子集团,成员有死者的子、媳、孙、孙媳、重孙,他们是丧葬仪式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在葬礼上的主要活动有供奉、祭拜亡者灵柩,叩拜、致谢前来治丧的亲邻、宾客;出殡时在灵柩前引亲、跪拜等。第二个集团由家族亲属与姻亲等亲属组成,成员有死者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偶,死者的侄、甥及配偶子女、女婿、亲家、堂表亲戚及更远的一些亲戚。死者的女儿也在这一集团之类,因为若按男性计算世亲,女儿属外家,是嫁出去的人,故此不参加孝子集团,属于姻亲集团(但在满族不同群体,出嫁的女儿也有属孝子集团的情况)。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第三个集团基本上是以地缘关系进行划分的邻里集团,同时也掺杂着一些较远的血缘关系。成员包括死者自己所在牛录的邻里,也有死者嫁出去的女儿的邻里乡亲及女儿带来的夫家方面的亲邻,并且按满族礼法,这帮人还要带一套吹打乐器和吹鼓手,参与丧葬歌的演唱。第四个集团是由上述三个集团带来的一些相关人士组成的群体,成员包括死者直系、旁系亲属的朋友、熟人、同僚等等,尽管他们通常与死者并不相识。但他们也作为宾客前来参加丧礼。上述四个集团构成丧葬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范围。从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满族传统的丧葬仪式文化在沟通家庭、宗族、远近相邻的群体、社会关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整合作用,而这种沟通实际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纽带的。家庭直系成员和宗族成员不必多说,即便是邻里集团和职业集团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亲缘关系。满族的丧葬礼仪所整合起来的这张人际关系网表明,社会场是以亲缘关系为核心向外推展而构成的,血缘亲合性是最基本的因素。满族丧葬礼仪整合社会聚合功能还可以从其活动过程中来进行描述。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丧事活动的许多环节,如祭拜哭奠、宴请宾客、抬灵出殡等场合,以及仪式本身近于程式化的表演,除了其宗教信仰的意义之外,还有聚众的功能。随军参加萨尔浒之战的李民,曾亲眼见过满族的葬仪。他在《建州闻见录》中记载有:“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其时,子孙族戚聚会,宰牛马,或哭或食。”这种葬仪实际上是“民族聚合”这种习惯的残余,一方面是死者及其亲属表示哀痛之情,另一方面是在显示族人的群体力量,让死者亲人和全体人员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增加内部团结,无疑是以整合社会群体为其宗旨的。
   
     满族丧葬礼仪中的发丧受吊、赙赠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满族人死后,丧主立刻用红、黑布做一幡挂在大门口,《黑龙江外记》记载:“丧家门内树高竿揭幡。”表示这家正逢丧事。与此同时,丧主派晚辈穿孝服到亲朋好友家报丧,一般报丧者不进门,多是在门口先报:“给××叩头”,当亲友迎出后才报:“我家××老了”。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丧主一旦发出了丧告(讣告),那么,亲属出外者,女子已嫁者,宗族好友,远方亲朋等等都会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先来奔丧,有些确因道远或极特殊情况不能亲至者,则要寄来悼物为祀;如果是达官显贵,那么皇帝会派遣使者前来吊祭,甚至有时还亲自出马参加凭吊。丧家对于前来吊丧的宾客,则认真款待,通过共同参加的丧葬活动,来增加死者亲属与亲友乡邻之间,封建君臣之间的联系,加深感情。赙赠之礼,亦即人家有丧,亲友宾朋、邻里乡亲赠送物品进行接济,在满族人当中也十分盛行。不仅一般百姓如此,清政府对手下官员也尽显赙赠之礼。对此清政府还有过明文规定,在《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明确制订“丧服之制”,甚至对满族八旗官员的丧仪和恤典的具体数目进行了规定。
     这实际上也是满族社会中大家合力共济的社会集体意识的残余,最初也具有整合社会群体的功能,它反映了社会群体成员同心协力,为了生存与营生而努力维护社会群体团结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在相对较为封闭的满族传统社会中,有数百人参与规模相当的集体活动毕竟不可能是经常的,而丧葬达到了使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共同参与本身就是一种联系、整合。在此我们可以对满族丧葬礼仪的整合功能作一物质的形象说明。满族人死后的第三天酉时,亡人之子女要在庙上去拉褡裢。褡裢是白毛头纸制的,四个角贴着金箔剪的穗头,上面嵌着金银镙子。拉褡裢的从灵柩前一走,就得按长子、长子辈、次子、次子辈……的顺序排列。这一场景使人形象地看到丧葬仪礼的社会意义。褡裢将人们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从群体走上社会,可以说“褡裢”正是丧葬礼社会功能的生动写照。
   
满洲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由上可见,丧葬礼仪活动起到了影响和调节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关系的作用。密切彼此之间的感情与交际,无疑会强化社会集体意识,提高群众的凝聚力,在与天灾、人祸、疾病、伤亡等各种困难与挫折进行斗争时,增强社会群体成员的信心与勇气。
     二、标识功能
   
     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四个基本要素中,前三个要素在民族理论界学者的意见常常不一致,但惟独第四个要素大家基本不存在异议。如当今的满族,满语言基本消失,不再使用,共同地域也不复存在而散居于全国各地,经济生活也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为什么满族仍有很强的亲和力,这便是共同心理素质的要求,共同的心理素质又是构成民族性格的基本成分,我们今天区分满族人和其它民族有所不同是从满族人的民族性格上进行的,而民族性格又是从民族文化上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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