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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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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来源:民主中国
    最早在中国实行双语教学,最早在中国推行男女同校,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第二个博士生……如果,不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等唠叨这里传播基督福音,大力兴办教育,并于105年前创制了苗文,结束了苗族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贵州省威宁县在中国教育史等等之上的诸多第一,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石门坎,这个举世公认的“苗族文化最高区”、“西南文化圣地”, 1949年前取得非凡教育成就等等的圣地,自从北京城头换了大王旗之后,老苗文就与其诞生地石门坎一样,每况愈下,历尽了劫难。
   老苗文是怎样诞生的,诞生之后有多辉煌?1949年之后,老苗文遭受了怎样的劫难,当局为什么必欲除之而后快?老苗文如何在浩劫中薪火相传,它今年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在阅读了许多资料的前提下,去年4月份和今年5月份,笔者两次来到石门坎,试图尽力解开这些被人为掩饰,歪曲了的真相、谜底。
   一、结束苗族无文字历史,传教士功莫大焉

   作为一个深受大汉族主义者,甚至是受到其他强悍民族欺压、迫害,只能挣扎于蛮荒之地的民族,自诞生以来,直到1905年之前,苗族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母语文字。苗族人的历史文化,只能是最原始的口耳相传,也即以讲述和古歌的方式,挂一漏万般地流传下来。作为一个“天荒未破”、“古径云封”、 “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只知结绳而治的石门坎,这里的苗族人们怎么也想不到,20世纪初,石门坎将发生天翻地覆,令世人称奇的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与数万里之遥的英国有关,与一个名叫柏格理的传教士,更是密不可分。
   1887年,当时22岁的柏格理(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柏格理进入威宁石门坎,则是1904年的事情。
   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英国公务员考试,并以全英第二名优秀成绩被录取的人,柏格理在学习语言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途经上海进入中国大地之初,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柏格理即完成了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的中国语言学习。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很快掌握了当地大花苗语言。
   可是,要向苗族人传播基督福音,要在苗族人聚居区大力兴办教育,对于没有自己母语文字,也不会说汉话、更不认识汉字的石门坎苗族人,这怎么可能?
   自1904年进入石门坎开始,柏格理一边跟当地人杨雅各张约翰,汉族人李司提反等学习当地语言,一边借鉴拉丁字母,参考着苗族服饰图案,摸索、尝试着创制苗族文字。几经尝试,几经失败,1905年年底,老苗文终于破茧而生。民间称这套文字“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 英语世界称之“波拉德文字”,或“波拉德字母”。
   “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简单易学、可根据需要自行复制,十分适用科学,这是老苗文的最大特点。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因文字里面“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饱含着苗族文化元素而受到苗族的普遍认可,青睐,在苗族人中有了坚实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基础。
   苗族人对这套文字的喜出望外之情,从老苗文诞生不久即广为流传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里,可见一斑:很早以前,苗族先人创造了苗族文字,苗族以前丢失并被绣进自己服饰里的文字,现在找到了。得益于基督福音,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了,这正是祖先最初发明创造并遗失数千年的文字!
   二、光华校旗树黔疆:老苗文曾经的辉煌
   老苗文创制之初,柏格理和杨雅各等立即将《新约全书》翻译成苗文,并于不久在成都印刷出版。这对于当年第一次走进学堂的苗族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本教科书。与此同时,《苗族基础课本》等启蒙读物,各种《圣经》单行本等,也相继问世。1917年,杨雅各东渡日本,在横滨印刷了老苗文《新约全书》。193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荣新等老苗文培养出来的苗族学者,开始用老苗文重新翻译《新约全书》,并着手完善老苗文。1936年,王树德和杨荣新带着翻译甫毕的《新约全书》来到上海印刷出版。当时,这一版本的《新约全书》印刷了7000册,很快销售罄尽。此后,这一本本《新约全书》多次再版,至今在民间广为传播。这一时期,《平民夜读课本》等教科书印刷出版,口耳相传的《苗族古歌》等苗家历史、故事、诗歌等被记录下来,成为更易于保存、传播的文字文献。1949年,老苗文《花苗新课本》印发。是年,英国传教士张继乔和苗族学者杨荣新、王明基等对老苗文进行再次改进,使得老苗文更近科学、适用。
   老苗文诞生数年后,云南昆明一代,澳大利亚传教士王怀仁和张尔昌受到柏格理创制苗文启发,分别在自己传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创制了一种与苗文字母相仿的文字:柏格理傈僳文和伯格理彝文。老苗文核心区不仅包括了黔西北、滇东北、川西南地区,成为跨省份、跨民族的文字,它还被传教士后代传播到了欧洲,非洲,此是后话。
   与老苗文一道应运而生的,是1906年苗汉双语教学在石门坎的推行。这,可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推行双语教学的学校。
   正如柏格理日记里所记载的那样,一个苗族人对诽谤传教士的人说,柏格理等是“挖掉”了他们的眼睛,柏格理等传教士发明老苗文,在乡村办教育,这相当于将苗族人不识字的眼睛去掉,而给他们换上了一个能够读书写字的眼睛。掌握了文字工具后的苗族人,也就结束了数千年原始、蒙昧的混沌状态。“如果没有传教士,我们苗族人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煎熬多少年”,许多在当年石门坎教会学校读过书的老石门坎人均如此说。
   老苗文不仅推动了苗族人扫盲、识字运动,帮助苗民树立起了生活、学习信心,还使得石门坎苗民中间不断涌现着高学历人才。作为启蒙钥匙,作为文化载体,作为苗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媒介,老苗文使得石门坎学校在四九年前,一直是西南地区乡村文化、教育中心。期间,石门坎本地学校毕业生有4000多名,走出去的初高中生,中专生数百名,培养出了大学生30多名,博士生2名。正如苗族第一个博士吴性纯等所作歌曲,反映出了石门坎当年的教育盛况:光华校旗树黔疆……热心乐渡东西洋……齐声高唱大风泱泱!
   不仅如此,即使在当年,在国外,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几个字,这封信就会如有神秘功能的优异信鸽那样,准确无误地直飞石门坎。石门坎《溯源碑》里有如此句子:“伫见户诵家弦,子妇解颂扬之谱”。这描述的,也是石门坎苗族人当年信教、读书的热情和盛况。
   石门坎,老苗文,曾经多么的辉煌,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1949年,随着所有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华大地,石门坎光华校旗被共产黑风刮倒,老苗文也与石门坎一道,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历尽劫难的时代。
   三、四九年之后的老苗文政策:收起来烧掉
   “1951年,苗文学者杨荣新、张有伦受命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前往重庆,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翻译成苗文。这是老苗文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被用以表述国家的重要文件,此举使它的发展历程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这是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里,关于老苗文“历史作用”最后一段的表述。
   在我看来,这是所谓新政权刚刚沐猴而冠,尚未完全立稳脚跟,还顾不上清算苗族基督徒,收拾老苗文之际,为了巩固政权、暂时对苗族人进行“教化”、拉拢的临时性、欺骗性手段。还有就是,改朝换代了,当然也要向苗族人要传达今上圣旨,在当时情况之下,利用一下这刺眼的老苗文,这也是特殊情况之下的无奈之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是何等样的党派,有着怎样的“光荣传统”?老苗文再好,那可是英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的产物,它的存在,只能证明我们的敌人的伟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一把火烧光老苗文,这是必然的,早晚的事情。所以,什么“光辉的顶点”,这只不过是作者迎合现政权的一家之言。再说明白些,这只不过是作者迎合党棍胃口,为党棍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找到的,证明党重视苗族同胞,抬举老苗文的佐证而已。
   在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里,用了不少文字回忆说,在国民党“同化政策”大力推行的三四十年代,贵州省主席杨森力推行“边胞同化政策”,老苗文不仅被贬称为“假文字”,连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也一律不准使用,只能使用汉语、汉字。
   沈红书里说,同化政策的试点就选在威宁,“因为遭到苗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强烈反对,这次取消少数民族文字的动议只得不了了之。”
   所谓苗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强烈反对”,是取消少数民族文字的动议“只得不了了之”的原因,这显然与事实和真相相去甚远。我的看法,国民党及杨森的同化政策,是大汉族主义加愚昧无知在作怪,但其用心是良好的,也即杨森的出发点,是企图用大汉族的“进步文字”取代少数民族的“落后文字”。所以,你们少数民族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好心,那就悉听尊便吧。
   中共政权之所以要将老苗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套用文革期间的一句“名言”,就足可以说明问题:写写划划绝不是小事,文字头上也有阶级斗争!是的,在心胸极为狭隘、必欲取代传教士,取代上帝救星地位而代之的中国共心眼里,这不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个你死我活的政治问题。
   沈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计划为少数民族创造拼音文字,目的是以更加科学的新苗文替换老苗文,体现了国家推动民族文字现代化的努力。”如果创制新苗文的目的真是如沈红所言,那这样的出发点和用心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知道,五十年代之后,围绕着老苗文,发生了怎样野蛮,怎样疯狂,怎样悲惨的故事,你对中共本质有所了解,你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你就会作出与沈红观点相反的结论。
   四九年之后,中共政权在接管石门坎的同时,将石门坎光华小学等全部接管。斩草必须除根,学校一经落入中共政权手里,苗汉双语教学戛然而止,老苗文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标志,作为“外国传教士别有用心强加给苗族同胞的耻辱”象征,被新政权扫出了所有学校大门。
   但是,要想取救星地位而代之,要想向苗族人兜售、灌输自己的玩意,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一套新苗文,真是再好不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早在1952年,京城官派钦差大臣般的所谓语言学家来到西南苗族人聚居区,进行全国苗语普查。作为老苗文诞生地,石门坎成为了苗语重点调查对象。在此过程中,老苗文受益者、改进者杨荣新和王明基被安排参与新苗文创制。1957年上半年,也同样采用了拉丁字母的所谓新苗文草草推出,使用新苗文编撰的《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词典》,相关课本等等,在苗区开始强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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