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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七-2)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 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 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 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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