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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七)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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