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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六)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一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一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一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 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 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 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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