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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八-2)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12月 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8年12月6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获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8月2日至 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 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1960年3月25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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