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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余论

法治餘論
   
   
   南郭点评:法治是英国司法实践经验的产物,是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公义公道与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法治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共和密切相关,凡是法治完善之所,社会公平与正义便有起码的法律保障;反之凡是没有法治或法治水准低下的国度,一定是极度不公不义之所,因而必定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不幸的是,中共极权暴政下,根本没有任何法治生存的余地,因此,中共统治六十年,实质上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公不义也最不稳定之所。
   

   
   
   郭国汀
   
   
   
   法治与人权,立宪,民主正义,立法公正,良法,恶法及法制密切相关。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公平,公道和正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有完善的法治,法治水平越高的社会越公正。而不存在法治或法治水准低下的社会必定不公不义,国家与公民之间,权贵与平民之间必定冲突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随时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具体言之:
   
   
   
   法治与人权
   
   
   
   人权作为法律规则,无法在一个不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生存。法治是人权的逻辑前提条件。[1]不过,虽然法治是人权的前提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2]完全有可能一个社会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例如前纳粹也是建立在基本的法律原则基础之上(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法律不溯及既往)然而其不承认或尊重实质的人权,或甚至承认存在程序权利。因此,欲理解人权,我们还必须理解人权是法治的一种可能的但并非必然的结果。[3]然而,贝尔顿却认为“人权的保护”是法治的原则之一。[4] 从法治的定义析,法治应当不包括人权;此外作者认为纳粹德国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似乎根据不足。1932年希特勒上台后,强制国会授予纳粹党立法权,以致实际上剥夺了议会的立法权,法治的原则被破坏无遗。
   
   
   
   
   
   法治与立宪
   
   “立宪主义是立法权的主权,然而,伴随着对此种权力的自我限制,要求其依据法律来行使主权,加上将行政官员和法官限制在法律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安排,亦即,限制在行政和司法的自由决定权范围内”。[5]独立的律师公会是法治机器中的一个重要齿轮[6]。“与独立公正司法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免受行政、立法和司法影响和控制的独立法律专业和律师公会”。[7]法律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在中共专制暴政下,它们完全受中共一党操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纯属被中共极权暴政阉割了精神的太监型伪律师协会,这是中共暴政下不可能有法治的另一证据。
   
   
   
   法治与立法公正
   
   “以马内利康德按照‘已所不欲,忽施于人’(不要对他人做我们不想他人对我们做的事)的黄金规则,以明确命令的语气向所有的立法者提供了一项指导原则:制定和颁布那种可以普遍适用的、合理的、不会被严重反对的法律。这意味着被通过的法规应当普遍和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然而,我们经常目击被采用的规则几乎难以证明其合法正当性的情形,或一方或某个群体并不愿意授予与他方或其他群体同等的权利的情况,反之亦然。它与法治原则的观念相抵触。法律的统治(法治)与其他规则一道,意味着所有的人均有平等权利和同等义务,进一步为表明所有的人均有平等的法律机会”。[8]法治的精神除了法律必须是众所周知的,普遍适用的,恒定的三项基本要件之外,立法者还应当奉行“已所不欲,忽施于人”的原则。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精神或上帝法原理,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着想,并使得全体社会成员能够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同等保护,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做到全社会人人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工作、创业等方面机会均等。唯其如此,在该国家中各民族各种族之间才能真正和谐互助互敬互爱和平共处,社会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法治与良法
   
   “由国会或者议会制定,或由法官制作的法律,确定受其控制的游戏规则。如果这些法律并不明智或不适当,秩序并不会随之而来,秩序来自良法的有效强制执行。如果适当制定的法律不被执行和服从,那么整个执法的职责便会陷于声誉毁坏。必须检讨我们是否一直在制作不适当的法律,或者是否我们仅仅是未能执行良法”。[9]“法律的目的并非限制或取消自由,而是反之;没有法律之所不可能有自由”。[10]许多人认为法治最主要的直接目标乃是针对防止行政权及官员滥用权力[11]。中共匪帮的严重问题在于:立法者绝对不合格,立法机构纯属中共流氓一党撑控,而司法不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立法不公,由于中共的立法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所谓代表们,既不合格又不合法,要么没有能力,要么没有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结果必然使得其制定的法律仅是反映当权犯罪利益集团的意志。正如污染河源后,整条河必定被污染一样,立法不公导至司法必定不公,进而严重损害了社会“正义、公平、公正、公道”的最高原则。真正的法律必须在社会上个体灵魂中起到理性作用[12]。
   
   
   
   法治与恶法
   
   “严重不公的法律也可以长存。此种法律是病态的东西,应当在它害人之前及时纪正或废除。更高的法,包括宗教,道德或自然法。法律之所以为法律,并非由于法院在任何法律义务遵守它,而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得到遵守”。[13] “法治原则在宪法中得以确立,作为立法权的司法限制,因此,任何违背该原则的立法均得由法院裁定无效”。[14]沙蒙德说:“法律可定义为司法部门承认和执行的原则实体。质言之,法律是由法院承认和实行的规则组成。”[15]法律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权利,伸张正 义,保护权利,惩罚犯罪。正义是终极目标,法律仅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当实体法超出正义范围,服务于不正当的目的,停止其服务功能时,它也就不再成为法律。亦即恶法非法,而人民没有义务服从恶法。中共专制暴政随心所欲制定了无数恶法,因为中共暴政的所谓法律,从本质上看并非为了社会正义,而是为了维护共匪残暴无耻的私利,因此,国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并无遵守中共暴政恶法的义务。 中共国的所谓宪法不但没有丝毫法治原则,而且极端无耻地公然将马列毛邓江之狗屁不通的东西强加入宪法,“四项基本原则”即是典型。最可耻的是,温家宝之流,反复公然欺骗国际社会,大言不惭地称:“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更可怜的是,居然迄今仍有民运人士,还认为中共国也有法治!
   
   
   
   法治与正义
   
   “开放的市场和民主以及透明度,可靠的法治和行政正义,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很多方面它是最难取得的,因为法治的一个必要前提,乃是确立一个公正和有效的行政正义。因此,民主并不自动地建立法治和正义”。[16]社会的稳定并非基于法律的细节,而是基于人民对该法律的公正和尊严的信仰[17]。法治包含法律制度的特殊组织方法及司法正义。此问题大部分涉及司法机制和技术,但该技术中固有一系列维护最低标准的正义的重要原则。[18]法治的进一步要求乃是必须遵守法律。任何人,无论其地位身份如何,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政府官员或是议员,均必须遵守法律。而任何违反法律的人,必须提交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戴西如是说。[19]“法治亦强烈反对预防性的拘禁,以及任何未经审判的长期拘禁”[20]。中共暴政则反其道而行之,动辄拘禁逮捕任何暴政不喜欢的任何人,近年来甚至经常滥用纯属黑 社会的非法绑架流氓手段对付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大连人权律师王永航于2009年7月5日被暴政非法绑架是最新的案例。 “法治的一项要求乃是那些自认为自已的权利受到侵犯的任何人均必须得自由诉诸法院,而那些被认为违反了法律的任何人应当被带至法院面前”[21]。这也是中共暴政 下决不可能有法治的根据之一,中国人的诉权被严重限制,中共撑控下的法院不时以内部文件的方式,非法剥夺国人的诉权,诸如,下岗工人,法轮功,宪法权利, 强制拆迁等受害者往往告状无门,法院公然拒绝受理案件的情事比比皆是。吉宁(Ivor Jennings)勋爵指出:“法治仅是指存在法律和秩序并意味着在一个政治社会基于某种法律体制而非否认法律的无政府状态”。[22]质言之,法律关系取代了暴力 关系。
   
   
   
   法治与民主
   
   “民主经常被视为理想的法治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基于历史的分析正好相反,法治才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历史表明无论何时何处,法治被任意变动,民主即处于危境”。[23]法治是民主的前提条件挨或反之?或两者必须同时并存?一般而言,没有法治不可能有民主,没有民主也不可能存在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法治;因此,两者互为前提。但法治,尽管可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应当早于民主而存在。民主在远古全球仅古希腊雅典有之,而不完全意义上的法治则比民主制普遍得多。特别在英国,早在1215年之《大宪章》及随后一系列法律文件与司法实务中,即反复强调法律至上的原则。而英国的民主原则直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后才确立。在此意义上,法治先于民主而存在。然而完全意义上的法治必须以民主为条件,一旦民主不存,法治也难存续,若法治荡然无存,民主当然也难以为继。
   
   
   
   法治与法制
   
   法治与法制两者一字之差,实质相差万里;前者乃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社会的一项前提条件;后者即便专制极权暴政也有可能有法制;与法治对应的词组乃是人治而非法制。法治乃指法律的统治及法律至上,至少含有法律(包括修改或废除法律的规则)是恒定的、众所周知的(至少是可知的)、及普遍适用的三大要素,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为其应有之义。法制只不过是依法处理争议纠纷,有法可依之意,充其量有依法治理之意,主要指法律工具主义;至于法律是否恒定,是否国民能知道或是否普遍适用则无关紧要;因此,特权阶级与平头百姓享受不同的法律待遇、朝令夕改、厚此薄彼、秘密潜规则在法制社会乃是常事,政府当权集团任意破坏法律司空见贯,但在法治社会则完全不可能。因为法治社会那怕总统犯罪也同样受到同一法律追究,而法制社会绝不存在国王与平民同罪之概念。中共专制暴政充其量有法制而绝无法治,因此,胡温信口胡说中国是“法治国家”纯属法盲的瞎扯或是公然强暴吾国民意志的谎言。
   
   
   
   正由于中共极权暴政下,完全没有立宪主义生存的余地,根本不存在所谓民主(即多党制自由选举),立法机构完全为共产党独裁撑控,必然造成立法不公不义,中共则随心所欲泡制了全球最多的恶法,进而使得立法不公导致司法不可能公正,人权毫无法律保障,尽管自1979年以来,中共制定了数量众多的各门类的法律法规,充其量仅是有了法制,但却没有法治。因此,中共极权政体下,只能是个极度不公不义冲突不断,处于随时爆发社会动荡不安的极不稳定状态。今日中国犹如涌动的火山爆发前的宁静,只是静待崩溃临界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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