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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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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马家、方家等等

   儒家、马家、方家等等-----答Yukunshi网友

   一Yukunshi网友为方克立先生及马克思主义辩,不少地方似是而非,然文字优美典雅,在当今学者中也算不无见识,很难得,乃认真答复如下。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而个人信仰与社会政治也不是一回事,不可一概混同。确实,但是,它们之间也非“完全不同”,而是血脉相联、魂魄相关,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解放”以来中国各种人祸包括“当今社会之种种乱象”,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无疑要由执政当局去负。东海十年来有大量文章议论时政、“问诸当路”,曾经以中国第一亡命徒自许,准备把自己给“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责任则由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去负,为此,东海也有不少文章剑指“马家”。

   同时,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论真伪),特别是其中在社会、文化等领域负有重任、占有高位、富有名望者,也应该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至少是文化责任。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就是因为“贤者”承担着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等重大责任。

   二“儒家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之儒教”确实有所不同,但也非“天壤之别”。儒家不论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不论如何教条化,只要儒家“作为意识形态”,其“真精神”终究要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来。古代儒式王朝无论怎样“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终究比较开明和文明。

   宋朝以后,君主专制程度越来越高,儒家受到的利用越来越恶劣,受到的歪曲越来越严重,故史家有“崖山之后已有中国”之说。清朝,本来就遭到严重歪曲的儒家又进一步僵化和教条化。但就是这样,满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现代特别是“文革”时期。

   五四时代对儒家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在给予君主专制以良性的制约与导向时,也难免受到专制主义的侵蚀。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不少早已陈旧僵化、本身就违反了仁义原则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教条,对于种种社会问题负有相应的责任,打倒是应该的。

   (对于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张之洞等洋务派及后来的谭嗣同康有为等改良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不同方面的努力。这说明儒家内部有相当的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的能力。)

   五四的问题在于因噎废食,把某些外在道德规范的问题、某些儒者个人的问题无限上纲地一概委之儒家,不是升级它、回归它的真精神而是将它连根拔起。正如鲁迅所说:倒婴儿洗澡水时把婴儿给一块泼掉了。

   三儒学与马克思之学都曾经因意识形态化而有所扭曲,但前者根子正,源头清,大经大法没问题,无论怎样扭曲,都属于枝叶问题,实践上纵有偏差,不会过分;后者则是本身思想根基的问题(详见东海《异端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诸文),无论扭不扭曲,实践上都会全盘错误,犯错极易,纠正极难。

   这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之学的区别。

   所以,东海否定马克思之学,并非仅仅因为“社会问题”。当然,我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局部合理性的存在,不否认它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还相当深刻。我说过,哪怕邪教教义,也不会一无是处的。

   至于马氏有共产之理想,儒学亦有大同之观念,两者乃是“形似”而已,形似而神异,两者所依据的人性论、生命观、世界观大不同也。“昔康有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yukunshi 先生也知道“牵强”。康有为、梁漱溟虽大儒,终究只是“贤人”。

   四yukunshi 先生曰:“(方克立)先生门下数十弟子,思想差异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于此足见方先生的修养和胸襟,我对待方先生与其它马克思信徒也是有所区别的(详见东海《异端论》)但是,方先生对“门外”众多的不同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

   坚持正义真理道德理想、坚持一种优秀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专制是两回事。东海“独尊儒术”,却不主张“罢黜百家”,或者说,我对各种异端外道的“罢黜”完全合乎仁义原则和现代文明原则。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者,我会严厉批判,也会尊重其言论权,并主张给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异端外道的言论权以制度保障。我说过:

   “言论自由是普适价值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应该和必须成为当代儒家的重要原则。这方面不能“软”,不能“从权”,不能枉尺直寻及乡愿态度,也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取舍不能诉诸于民意。所谓原则,就是“左右皆非之,諸大夫亦非之,國人亦非之”也要坚持的东西。对原则的维护坚持,是需要一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的。”(东海文章《维护文明原则,顾全儒家大局》)

   另外,拙著《大良知学》有《尊儒不是独尊》一文,也谈到尊儒与尊重思想多元的问题,欢迎参阅。2010-6-23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yukunshi先生跟帖(跟于东海《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东海先生就当今社会之种种乱象敦请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窃以为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众所周知,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而个人信仰与社会政治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岂可一概混同?对于专制社会之种种社会问题,五四时代曾一概委之儒家,因而提倡“打到孔家店”,流风之弊,以迄于今。有识之士则知儒家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之儒教固自不同,儒家真精神与被统治阶级利用之儒家教条,可能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此,故不可因封建时代之问题而废儒学,故有今天提倡儒学复兴之可能。以足下之高明,吾想固不否认此义。儒学如是,马氏之学宁非如是乎?任何学说,凡意识形态化则必致扭曲变形,儒学与马克思之学一也。社会问题,当问诸意识形态,岂可因此否定一种学说思想?马氏有共产之理想,儒学亦有大同之观念,昔康有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此虽不免牵强,亦可见此未足为马氏之过。至如阶级斗争之类,其过在绝对化,我以为并不在其本身。社会阶层之间有矛盾,并因此矛盾而见社会之变动,此义作为一家之言,试问又有何不可,又如何能轻加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如海德格尔、萨特乃至哈贝马斯、德里达诸大哲莫不同情之,正可见其自是一理,未可以轻非也。由是而言,个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可?且观方门声明,有“先生门下数十弟子,思想差异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之言,盖其中尊信马克思主义者固有之,然同情儒学者亦是不乏其人。至于当今之社会问题,尝闻信仰马氏之学者固欲辨“真马”与“伪马”矣,如新左派之流,亦自不屑与正统之意识形态划等号,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内部,自有异同,又岂可不问皂白、一概打杀?学术之争,自来难免,方今儒学固宜复兴,然若必欲罢黜百家、定于一尊,此亦恐实非儒学之福。殷鉴不远,正在马氏之学!社会动荡、天灾频仍,足下不问诸当路,乃请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其欲年逾古稀之方先生及其身为学者之众弟子为此负责耶?岂非笑谈乎?“昭王南征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2010/06/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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