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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路及其他-----从《清园文存》说开去

   三卷本百万字的《清园文存》尚未读完,一条消息引起我的感概。

   三月下旬结束的第四届“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增设了“终身成就特别致敬”环节,表彰09年以来去世的“季羡林丶任继愈丶杨宪益丶梁羽生丶王世襄丶丁聪丶张仃这七位大师”。 王元化走得早了半年多。否则,他理所当然会列名其中,享有“代表了中国人文精神”之美誉。

   其实比这早九年,王元化已经获得“大师”的桂冠了。“百度百科”对其生平的介绍里便有如下一句:

   “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

   当时的王元化已届耋耄之年,他出生于1920年11月,满80岁了。跟榜上那七位相比,除梁羽生(1924--)外,还算是“后生”。因为七人中居长的季羡林1911年生,以下依次是王世襄(1914--),杨宪益(1915--),任继愈丶丁聪(1916--),张仃(1917--),都是上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来到世间的。

   概而言之,包括王元化在内的这八位大师,有七人在抗战爆发之前完成了基础教育。那正当我们这个“亚洲第一共和”的国家思想最自由丶学术最多采的黄金年代。其中王元化更加得天独厚,即家学渊源异乎常人。这无疑是大师之路弥足珍视的出发点。

   八十年代之后与钱钟书并称为“南王北钱”的王元化,其父王芳荃(1880-1975)也是大学教授。而且不同于钱父基博(1887-1957)之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後以小学教员逐步晋升至清华大学国文教授;汪芳荃作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曾先后留学日丶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其间1911年他进清华留美学堂教英语。自美归国後1915年继续任教于清华。

   因此,王元化未满周岁即随父母定居于清华园南院,与王国维丶陈寅恪丶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住宅相邻。其儿时玩伴不乏名教授子女。

   对此,70多年後王元化的研究生胡晓明,曾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先生(指王元化---张注)近年来多谈及小时候的故事。如何与赵如兰等小朋友嬉戏于清华南园;如何与熊秉明穿越一座大林子,到成志小学去上学,那林子里只有蟋蟀的声音叫破了寂静;熊秉明又如何跌入浅水池塘,哭着回家,而他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跟在后面……如何在父亲的呵斥下出逃,又如何在母亲的弹词吟咏中恬然入睡。”(转引自《清园文存》第三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459页)

   上述熊秉明乃数学大师熊庆来之子,後为美术家,居于巴黎。

   王本人在接受李辉访谈时就此回忆道:

   “我那时虽然比他(熊秉明)大两岁,但也只有七八岁。…不过,我在清华园经常在一起玩的童年友伴倒不是他,而是住在南园时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李广诚先生家的增德丶华妹,马约翰先生家的启伟丶佩伦,赵元任先生家的如兰丶新那,梅贻琦先生家的祖彬丶祖彤,虞振镛先生家的佩曹丶佩兰,杨光弼先生家的大田丶二田等。”(同上,第二卷,267页)

   他的书斋起名为“清园”,也与此有关:

   “我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自然那里常会引起我的怀念。清华留给我的印象是整洁有序,是潜心攻读的好地方。”(同上)

   不言而喻,儿时的居住环境陶冶了他“潜心攻读”的志向。传说中的“孟母三迁”,不是对孟轲成为“亚圣”密切攸关吗?

   不过,其母桂月华(1887-1986)的文化素养,就比孟母高得多了。她曾师从一位北欧传教士学医,後在上海圣玛丽女校攻读,通英语,谙诗词,甚至“二十年代在清华时,常帮助丈夫润色中文函牍”。(同上,458页)而夫妇二人又都笃信基督教。

   所以,王元化学贯中西,崇信自由,显然带着父母的遗传因子。

   非但如此。就人文精神而论,王元化耳濡目染,所受的熏陶极为深厚。1990年6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记述老一辈数学大师郑桐荪:

   “另外有一位郑桐荪(之藩),也是一样。郑先生为父执辈,他住清华园西院。那时郑桐荪和熊庆来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数学教授。华罗庚年青时因学历资历不足,无法在大学任教,经熊丶郑二先生力荐,才被破格提拔到大学教书,当时在学界有影响的前辈,几乎无不爱才若渴,常常无私地提携后进,奖励人才。今天这种品格不大见得到了。郑先生是科学家,听父亲说,他在业余的时候研究清史,造诣甚深,常常有一些史学界人士亲往问学。这和今天一些科学家只知埋头自己的专业,很少过问文史哲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同上,107页)

   这就像刘禹锡《陋室铭》所云,王的父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王克绍箕裘,文革后复出已年近花甲,仍能坚持每天手不释卷,其“潜心攻读”岂属偶然?

   反之,对于新一代科学家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王元化感概万分:

   “一位在北方名牌大学任教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虽然已经恢复了文学院,可是那位学理工出身的校长(还是什么院士),对于人文科学一窍不通。人文学科的性质丶特点丶功能,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和作用……他全都茫然不晓。他不明白学文史哲有什么用。据说,他曾说学文学的也许还可以做做宣传或者文秘工作,但学历史哲学有什么用呢?这番话曾在大学校园内传为笑柄。今天像郑桐荪那样文理兼通的科学家愈来愈少了。因此许多只懂自己专业的科学家来掌校,大学文科多办得奄奄无生息。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同类情况一多,其后果可知。人文精神的失落,文化水平下降,终将导致人民素质愈来愈低。须知人民素质很差,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无需文理兼通如前辈科学家者也应该明白。关于人的素质问题,许多人只着眼于政治层面,而很少从人文精神的失落去考虑问题。……”(同上,107-108页)

   上述郑桐荪的长女郑士元,後为陈省身夫人。她是王元化两位姐姐的玩伴。而陈省身跟岳父一样兼通文理,并在美国成为当代世界级的数学大师。

   而对于前辈科学家,王元化实在感佩不已。2002年6月10日,他在访谈中说:

   “我在最近刊印的日记里,曾对老一代科学家表示了怀念。他们精通自己的专业,但不是偏狭的科学主义者。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发生了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比如,我在日记中提到的我的四姨父闻亦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胚胎学,但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不仅懂得古代的,对新文学也有兴趣。他的堂弟闻一多,小时就在这方面受过他的熏陶。…”(见《王元化先生未刊文稿辑录》,2008年8月22日刊发)

   像闻一多这样杰出的诗人学者,幼时在新文学方面得益于以医学教授为业的堂叔,是否有点匪夷所思?

   1997年5月8日,王元化日记中记述参加杭州大学百年校庆:

   “…杭大自原校长沈善洪退下后,改由一位理科教授继任。从此风气一变,官气日盛。梅贻琦在清华主校政时,曾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与今日将大学作为官场迥异)。又说自己在清华只是个唱王瑁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梅校长是学自然科学的,不仅懂教育,而且对中学西学,文科理科都能了解。今日大学校长已多半是由学自然科学者出任,则无此等胸襟丶此等识见。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竞以官阶相炫。……回程经过郭庄,见园内湖边亭中有杭大数学系教授王兴华等围坐品名,客人中有从北方来参加校庆的杨乐(曾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张注)。事后王兴华告诉我说:杨乐曾问他:‘校庆会上为什么将王元化称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而不称其为思想家?’他对大学的官气似乎也有意见。”(同上,175-176页)

   杨乐不愧为华罗庚的得意门生,颇具乃师的脱俗思维。华罗庚本人不仅以其数学研究成果享誉国际,所撰古诗词也为人称道,整体学养与见识出类拔萃,不负郑丶熊二位前辈伯乐之提挈。故他栽培的杨乐仍存学者正气。

   以上不厌其烦当文抄公。因为《清园文存》似乎并不为一般香港读者所知。它的三卷本2001年12月出版,在本港多间公共图书馆均被束之高阁,须向馆员提出并填表后方能借阅。我所借的一套还是簇新的,此前尚无人问津。

   回到“大师之路“的话题。上述各位的成长历程固然各具特色,却有一点共同之处——都是“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毛的用语),并非“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事实上,其所代表的是“旧中国”的“人文精神”。

   末了还要略谈一下梁羽生。在七人中他其实是个例外---从岭南大学毕业後他就到香港去了,从没在“新社会“生活过。否则他也不可能与金庸并列,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之一。

   而在家学渊源上,梁与王元化不无相似。其父为广西蒙山县大户人家,在家乡行医济世,广有交游。故抗战时期得拜著名太平天国史家简又文(1896-1978)为师,并就教于同在当地避难的学者饶宗颐(1917--)。因此他虽是教会大学岭南的经济系毕业生,英文了得之余,其中国文化根底亦极为深厚。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20年代出生的王元化和梁羽生,大概是中国最后的“人文大师”了。明年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即使保留“终身成就特别致敬”环节,还不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吗?

   果如此,则还不如宁缺勿滥,干脆将此环节取消。正如日前访港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回答笔者询问时称,他的看法维持不变,即:(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他又说,这话其实出自中国人自己。他的中国朋友就劝他:不要白白浪费精力去翻译大陆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学如此,整个人文科学又有何例外?试问在此情况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又何来大师?

   (2010-4-10)晚完稿,《開放》雜誌五月號首發

(2010/05/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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