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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博物馆”到“现代文学馆”

   
   一部书稿引出的话题
   
   当年,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呼应,又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感动了景仰他的一位文学青年。他立下宿愿,要把自己的文革体验写成一部书,为“文革博物馆”添砖加瓦。从此这个愿望成了他生活的支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生存的景况多么艰难,他坚持文学学习和写作,思考文革惨剧的成因和后果。他不因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声音消失而改变信念,在积累了一些文学和物质基础后,他中止在国外的工作,躲到一个岛国的一隅埋头构筑他自己的“文革馆”,他费了整整五年时间几易其稿,完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作品。
   

   捧着书稿,他首先想到倡言“文革博物馆”的巴金,就把它送到了巴金主编的《收获》编辑部(当然不可能是巴金负责审稿)。既然“文革”至今还是写作的禁区,他只能得到意料中的结果:“作品在揭露文革的同时,也否定了整个解放后”云云,所以也顾不及谈文学水准等问题,书稿就被回绝了。
   
   他不死心,要以自己的书稿验证“出版自由”,他在上海和外地寻找出版社自费出版,好不容易和其中一家的文学编辑谈妥,同意作适当修改后出版,最后还是被领导否决。
   
   由此可见近年来《收获》等杂志坚守的纯文学包括两个概念,一、有别于通俗文学,二、不涉及政治禁区。这当然不是《收获》的错,也不是出版社的错,只是中共控制文化事业的现状。不过,由此引出一个话题,当年“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精神是否还在?
   
   大师的境遇
   
   近年,关于巴金晚年的人格时有争论,几天前还在网上读到这样的文字:“巴金有时也谴责暴政,但那一定是被官方认可,也被官方‘英明地’终止了的暴政。他甚至想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可是这个博物馆里如何放置毛泽东的位置,他不说(忘了?)。这像是说我想修个庙但不告诉你里面的菩萨是谁,你怎么好把这类动议当真呢。至于‘六、四’他只字不曾提过。我不知道像这样如此精制的忏悔还有什么值得世人尊敬的。”对此,几年前就有一位熟悉巴金的评论家撰文反驳过,大意是:一、八十年代初,写作《随想录》那样深刻反思文革的作品,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的;二、巴金至今仍信仰反对任何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言下之意不会认同六、四);三、进入九十年代,因为高龄和重病,巴金在思想上没有作出进一步的突破。
   
   仔细推敲,两者都持之有理。因为前者强调巴金没说什么,而且把他当知识分子的代表来评判,所以忽略了他风烛残年力不从心的现状,难免失之苛刻。后者虽道出了巴金值得肯定和理解的一面,但也无法回答人们的疑问:一个始终反对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何自愿让中共极权作统战对象。如果回顾文革后这些年来巴金的言行轨迹,就不难找到两者所说的矛盾,也就是巴金局限的症结。
   
    文革以后,在同辈大作家中,巴金对文革的反思最深刻尖锐,对自己的反省也最真诚。那时邓小平在向华国锋夺取,他要利用“人民”的压力,所以暂时放任民主墙等民间反对派的声音,文学界也出现了以揭露为主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巴金的“随想”恭逢其时,直诉胸臆。邓小平大权在握后,先镇压民主墙作者,又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此,巴金依然勉力抗争,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为又一次文革的先兆,他认为中国存在着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土壤,为了让人们牢记教训,防止噩梦再现,他反复呼吁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随着邓小平独裁的确立,文革话题竟成了禁区,“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当然不合时宜,巴金的声音愈来愈弱,但他还没放弃发言的权利,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要讲真话”,显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抑或不敢说真话了。如此高龄,继续受说真话的折磨,足见巴金的无奈。
   
   文革博物馆变成现代文学馆
   
   也许是李代桃僵,也许是另一个夙愿,不知什么时候,巴金心心念念的“文革博物馆”变成了“现代文学馆”,而且成了他晚年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对巴金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置之不理的中共,知道如何“投桃报李”来平衡老人的心愿,这次雷厉风行答应了巴金的请求,很快拨地皮拨款,一座富丽堂皇的现代文学馆在巴金的有生之年竣工了。
   
   文学馆请和文学毫无渊源的江泽民提写馆名,于是,文学馆门楣上党魁的手笔和门体上文豪巴金的手印融为一体,为《文革博物馆》暗下争执的双方在文学馆达成了“妥协”。
   
    中国有三千多年文学史,至今还没有一个集大成的文学馆,而现代文学,如果从一九一五年的《新青年》创刊算起,到筹建文学馆时不到八十年,期间真正有文学创作自由的时间(到四九年止)还不满三十五年,这期间文人文事也搅在国共两党的混水中,至今还没厘清。至于中共建政后,尤其是前三十年,除了几部差强人意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文学垃圾,只有一项记录可以夸耀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毛泽东诗词之类的作品,印数达上千万甚至上亿,当然应该加上备注:都是单位免费赠送。八十年代的文学状况虽有所改观,但绝大多数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戴着有形或无形的手铐在中共划定的禁区外写作,给这样的作品下结论也为时过早。
   
    文学馆里放什么?
   
   也不是没有东西立此存照,比如详细交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等事件的来龙去脉;如实陈述老舍、傅雷、关露、罗广斌等作家自杀的死因;再写写在中共整治下,巴金,沈从文、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等大作家们如何被人作践也作践人还我作践的痛苦心历,那就更丰富多采了。可惜,这样写下去,文学馆不知不觉又变成文革博物馆或者称中共暴政纪念馆了,现代文学馆敢吗?
   
    结论有了,一位参观过文学馆的人撰文:关于老舍的生平,只记录了老舍的殁日,却没有记述自杀的原由。老舍的儿子舒乙是文学馆长,都不敢替自己父亲申述冤屈,可以想象文学馆如何“编撰”其他人的遭际。这倒是文学馆里的活例证,它告诉世人,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老子“要做奴隶而不得”自杀身亡;儿子幸运地“做稳了奴隶”,用彩色抹布一把擦去父亲遗像上的斑斑血迹。
   
   利诱下的文人
   
   回想文革前,中共极权如日中天,毛泽东可以无法无天,他对知识分子全面打压,玩“猫食老鼠”的游戏,他让一些老鼠坐在官位上,傍观“它们”自相争斗残杀,最后不断为他这只猫王供奉“牺牲”。文革后,尤其是江泽民时代,中共已是强弩之末,只能采取利诱的伎俩拉拢知识分子,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花招。所以一面封杀“文革博物馆”,一面“赠送”一个“文学馆”,一边让巴金、已故的冰心等名人住高干病房,每年向他们献生日花篮,一边把有独立见解的异议人士送入牢狱、为他们暗设花圈。还有最卑劣的一招,就像当年在宋庆龄临死(已无力反对)时给她戴上共产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桂冠,在巴金耄耋之年(知道他不屑反对?)给他当“政协副主席”。当年宋庆龄名望本来就在“国家主席”之上;今日巴金的声誉也远胜“政协副主席”,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既可让他们当大花瓶装饰中共政权,更阴险的用意是让他们为中共政权陪绑。当年不明真相的人对宋庆龄的歧义,今日比较激进的人对巴金的争议 ,都说明中共达到了目的。而让一生终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国母带着“共产党员”的标签死去,让终生坚持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文学大师当独裁政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只能用“残酷”两字形容,也说明标榜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现领导早已成机会主义,所以不知“信仰”两字的千均重量。
   
    然而橄榄枝毕竟比鞭子迷惑人,能留住自己名字的“文学馆”和各种“主席、副主席”“委员”之类的头衔或称荣誉终究比“文革博物馆”更实际,所以时下大多数主流老中青作家能和现政权彼此认同。试看去年底召开的第六次文代会,江泽民等领导人和文人才子们一起载歌载舞,好一个“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以讲真话为使命的文人竟与禁止讲真话的政权如此和谐,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吧!
   文人们期待的“盛世”终于来到了。
   
   巴金的悲剧
   
    从巴金的“文革博物馆”演变成“现代文学馆”,可以看出不是巴金太软弱,而是中共太强暴。有人称《随想录》是散文高峰,因为他们看到巴金说了什么,用不了多久,《随想录》会成为巴金所处时代的一个反证,让人们同时也看到巴金该说的什么没(或不能)说,而不该做的事却被迫做了。
    可怜巴金从接受五、四的洗礼出发,是封建之《家》走出来的“弟弟觉慧”,为自由民主,为最终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奋斗了几十年,最后竟被迫做“维护道统”的“大哥觉新”,又重新走回封建之《家》。这是巴金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整整一个世纪的悲剧。
   
   原载《争鸣》2002年第七期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2010/05/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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