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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目录和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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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道德底线的中国人是韩寒“不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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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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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为什么独一无二?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文革大赌盘上的一个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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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不解恩仇

写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
   
   误导的日本观的结果
   
   读刘宾雁先生的文章《从美国学习什么?》(载《争鸣》第九期),翻出我压了很长时间的一篇腹稿“日本告诉我们什么?”比起欧美的经验,地域文化相类似的日本更值得中国仿效。但话说日本,又是一个比欧美更敏感沉重的题目,虽然男人渡日打工、女人“飞”嫁岛国的热潮始终不退,可你要道日本人的好处,就可能担“说不”之类的“愤青”加给你“汉奸”罪名,所以中日建交三十年了,我们可以读到《中日交流史》之类的“宏著”,却很少看到深入剖析日本国民性从而认清日本国度的文章和著作。

   至今难忘十几年前的那次震撼。我带着大包小包走出成田机场后,一直处在似真似幻的惊诧中,不敢相信从上海到这里不过两个小时,倒像坐宇宙飞船上了更发达的星球。虽然读过关于日本已进入现代化的只言片语,坐在簇新的公共汽车上,目迷五色地看着亮如白昼的东京,我仍不肯相信三十多年前这是一座败战的废城。说不出的痛苦卷走了我的全部兴奋,因为意识里仍然带着无法消除的敌意,所以这痛苦就加倍的深重: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在抗日战争中赢得惨不忍睹的胜利国在另一个战场(确切的说是竞争场)输了,输得惨不忍睹。
   不用在日本呆很久,就可找到这种强烈反差感受的由来——从小接受误导的日本观教育所至。共产党为了向人民灌输自己领导抗日的说教,除了记录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凶残,就是热衷于在电影小说中漫画式地描写日寇,以此衬托共产党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却不去客观地研究日本这个对手,找出甲午战争以来受害于日本的原因,以避免重蹈覆辙。反观日本,经过二战的老人说起中国和中国人头头是道,因为侵华战争前后,日本中小学把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来教,至今由于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的许多历史教课书一直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列在书上,书店里也放着各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熟通中国兵法的日本,忘了祖传法宝的中国人焉有不败之理。
   从那以后,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度,日本人是怎样的国民,日本战后是如何起飞的,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的一个大课题。
   
   从小处看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我们这茬文革后出走的打工“留学生”,论在外做学问,无法望鲁迅那辈的项背,也不敢比三、四十年代(当时许多人因日本学费比中国便宜才去留学,可见当时两国生活水平有差距也不大,那些为中国今天的落后寻找“底子薄”遁词的人会觉得是天方夜谈吧。)那批真留学生,但也有一项优势,就是沉到日本社会的最底层,与最辛苦的劳动者相处,从他们身上体认日本国民的本质。
   日本人的敬业闻名于世,但只有亲眼所见,才知他们敬业的程度。
   我去一家公司清扫,看见兼管大楼的清洁工每天结束工作后记日志,十几年如一日,足足记了十几大本;一个清洁女工天天趴在地上擦抽水马桶底座,我不由暗叹自省:要是自己做那种工作,不仅做不到,首先想到没必要。正是这种以科学家做实验的意识干清扫,用清洁精密仪器的态度洗马桶的态度,使日本各行各业制造出一流的产品。风靡世界的日本汽车、家电等工业产品自不必说,许多农产品也是如此。在日本每天吃大米,只道它好,也不觉它的精贵,有一年日本稻谷歉收,政府乘机开放大米进口市场,享誉世界的泰国大米蜂拥而至,虽然价格只是日本米的一半,有人试过后不再问津,因为泰国米不仅缺乏粘力做不了日本寿司,煮饭也让日本人无法下口,结果近百万吨米无偿送往非洲。日本还有一样绝品“神户牛肉”,农民给牛吃麦牙,还为牛定时按摩,使切开的牛肉肥瘦相间,用它在开水中涮吃,味道鲜美无比,价格是进口的澳洲牛肉的十倍。还有农民从国外引进网纹瓜,在暖棚精心培栽,最次的十美圆最好要四十美圆,在欧洲这种瓜只要一美圆。但尝过之后,你会宁可吃一片日本瓜,不要吃一只一美圆瓜。这大概也是欧美人称日本物价昂贵的一个原因吧。
   为人称道的日本服务业把这种精神用到近乎严酷的程度。商店发错货或送到家的产品不合格,店长或经理立即带上新品登门道歉,有时还得低头听顾客的抱怨,当然回去免不了训斥办错事的下级,下级也只能低头说“是”。在日本你决不会碰上花钱受气的事。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开印刷作坊,印一张贺年卡不过赚一美分,但顾客要求隔天交货,他就喝着咖啡通宵达旦地干;在非居民区的交通要道修马路,常常一个晚上神鬼不知地完工了。
   日本人从小确立的危机意识培育了这种刻苦。他们总是背书样说:日本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土地,近百分之七十六是山地(上面覆盖着森林),再减去人烟稀少的北海道,一亿二千多万人生活在不足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比别国人加倍努力,没有别的出路。中国刚好相反,我们小时上课,学的是“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人口众多,……”听了觉得有点吃不完用不完的意思,如今才翻出底牌,“中国资源枯竭,日渐荒芜”,好在还来地及,就学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吧。
   
   “忍”字的内涵
   
   剥开这种敬业精神的内核,可看到日本文化性格中的一个“忍”字。日本人一旦处于下级、低位或败方,即使有理也只取认错隐忍一途,因为日本社会一般不同情弱者。所以他们不花精力强词夺理或妒贤忌能,也不怨天恨地,只埋头苦干,争取从弱势中挣扎出来:第一步按上级的要求尽力做好工作,减少受辱,第二步争取自己当上级。
   战后的日本把这个“忍”字发挥到极致。
   日本人信奉“成王败寇”的思想,天皇一下投降诏书,日本人立即和战时判若两人,心服口服地向美国为首的占领军俯首称臣,在司令麦克阿瑟的指导下,日本从政治经济教育按美国的模式全方位改革,尤其是四六年制定的永久放弃战争和战力、确立三权分立的和平宪法,奠定了日本民主化的坚实基础,至今没改一字。五一年日本恢复自主管理权后,民选的保守政府继续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无条件地追随美国,那些年,日本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面子,也没有民族自尊,好象是美国卵翼下的附属国。虽然右翼妄图恢复天皇制走回头路,左翼向往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建立共同防卫条约,但主流的百姓依然含着这个“忍”字,输谁服谁,自愿沿着美国划好的路线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凭着甘受“跨下之辱”的负重精神,日本度过了战后最初几年的政经难关,又经过十几年的奋斗,一九六四东京举办奥运会,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日本矗立在世人面前。到七十年代日本的人均经济实力超过欧洲,八十年代末超过美国,成为超级经济强国,是美日欧三个经济实体的一根柱子。虽然至今日本人喜欢用“美国打喷嚏,日本感冒”来形容美日的依存关系,但今非昔比,为了维护世界经济次序,美国必需与日本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谦虚务实的本性
   
    日本创下的经济奇迹,还得益于明治维新创下的政经基础,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是受惠于有“忍”意的谦虚务实精神。
   江户末年,势力强大的地方诸侯坚持“尊王攘夷”政策,他们炮击经过日本下关海峡的美、法、荷军舰,遭到反击败北,不得不和美、法等国讲和并放弃“攘夷”政策,不久拉开明治维新的序幕。
   明治维新的改革多是向先进国学习的产物。伊藤博文等人去立宪君主制的德国研究宪法,回国后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草案,并请几位德国法律顾问指导。宪法确立天皇绝对权利的同时,也设立了众议院和贵族院,确立了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国民参政权(纳税十五元以上的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约占总人口的1、14%)等现代民主要素。其中,议会向天皇的上奏权、对政府的质问权、法案的提议权、请愿的受理权等条款,是在德国顾问的坚持下写上的。在军队方面,陆军先参照法国后采用德国编制,海军采用英国式。教育方面,采用法国义务教育制度,颁布仿效美国自由主义体制的教育令,尊重地方自治因地施教的方针。
   如今日本是亚洲唯一与欧美比肩的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日本还在继续虚心学习,去年开始仿效英国,每周举行一次政党公开电视辩论,让各政党的政见更清晰的展示在选民面前。
   日本人不仅勇于接受新的,也善于保持老的。在原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越南、朝鲜、日本中,连始终继承儒家文化的韩国都只保留五百个汉字,而日本却常用近两千个汉字,而文科学生学习《孔子》《孟子》等中国古典,都用只加注音的原籍。
   长久以来,日本人的谦虚务实被中国人讥为“只会模仿”,对此日本人不仅不辩解,还常自嘲“我们只是模仿力强”。然而一日复一日地老老实实做“只会模仿的笨伯”,终于接出了正果,成了真正的智者。一向不喊“超英赶美”之类口号的日本政府,去年破天荒地在科技建国规划中,提出五十年内培养三十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引起包括日本科学家在内的国内外人士的质疑,不料今年就得到了左证:日本不仅连续第三年获诺贝尔奖,今年还得了物理化学两个奖。获化学奖的田中耕一只有四十三岁,是民营企业的一位普通工程师,他的成功除了学识靠得就是前面所说的执著。
   日本这只跟着欧美蹒跚学步的苯拙“乌龟”,在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向科技强国挺进了;可怜海峡这边中国这只聪明兔子,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国特色”,整整跑了一个多世纪还在原地打转,今天的执政者不愿为全民族的利益跳出一党私利的巢臼打破专制的藩篱,却任凭中国这艘千孔百疮的“泰达尼号”航向灭顶之灾。
   
   教育是立国之本
   
    几年前在日本看过的一部电视新闻短片长存记忆:有个乡村小学的最后一名四年级女学生将随父母移居大城市,这是学期末的镜头,为女学生一个人上了几年国语和算术的老师及村长为她送行,他们含着泪花诉说留恋之情,因为他们不仅送别最后一名学生,也是送别这所上百年的学校。几年间,地方政府不惜代价维持这所只有一名学生的学校,他们本可以把女孩转到别村的学校,让她父母每天开车送她。看着疏落的雪花中,漂亮的校舍下,师生依依惜别的画面,我的眼帘不由发潮。想到中国无数山村里简陋的茅屋学校,成千上万孩子坐在石凳上课的情景,我真想把这座空关的校舍搬回中国,连同校舍所包含的教育理念……
   日本一八八六年普及四年义务教育,到一九零九延长到六年,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八,是当时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战后又延长到九年。日本人说的“义务”两字是铁打的,早年政府一时顾不全孩子吃不饱饭的家庭,但为所有适龄学童建造校舍配备师资,父母不送孩子上学是违法行为。房东经常跟我忆苦思甜,战后食品短缺,每天拿着拳头大的饭团去学校,饿着肚子不敢逃学。如今日本百岁以下的老人几乎没有文盲,高中就学率近百分之百,大学入学率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依然是世界教育水准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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