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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阴魂下如何忏悔

   
   毛泽东驾崩的日子
   
   蓦然回首,那一幕已经过去二十六年了,但恍如作岁。
   九月九日上午,中央电台发出紧急通知,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在那个多事之秋,人们的神经十分敏感,纷纷猜测中央里出了大事,因为文革后重大消息都在晚上八时的《新闻联播》首播,周总理去世和天安门事件都没例外,超乎其上的定然涉及毛主席了,他二月份接见尼克松女儿女婿后没再出镜。

   结果不出所料,又令人震惊,竟宣告毛泽东“突然”驾崩。由于此前没发他患病的消息铺垫缓冲,哀乐声中,人们像一具具秦俑呆愣着,不少人在思考该如何表现自己的情绪,最安全的当然是悲伤。于是,有人带头抽噎,滴滴嗒塔“传染”起来,汇成行号巷哭。
   林彪叛逃摔死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但已认清毛泽东是中国的祸源,天安门事件后,更明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所以毛的去世是我期盼的。但我竟跟着别人抹泪,而且不是装假附和,好似感情的自然流露,简直不可思义。这就是那个环境造就的人,经过长年强化洗脑和敬神,不仅思想意识被异化,近乎本能的情感也会非己化。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我本可以对此回眸自嘲,岂知为时过早,因为被毛泽东时代扭曲的思想意识、心智乃至情感不仅没有成为历史,还更像是毛泽东的一笔宝贵遗产,在关键时候与你邂逅。
   未完成的湔洗
   本来,毛泽东的罪愆早就彻底湔洗了。
   七十年代末,各种社会矛盾堆积如山,普通百姓很容易认清这是毛泽东二十七年暴政的恶果,北京等地出现的民主墙就是以批判毛泽东为开端,上海人民广场和淮海路等处几十米长的民主墙上,百分之九十的大字报内容是彻底否定毛泽东,公开要求废除毛泽东纪念堂,并把矛头直指搞两个凡是的华国锋。
   当时邓小平向华国锋夺权,他要借助民意,就把非毛化作为武器向华国锋发难。他在接见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开明”地表示,“通过大字报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正常事情”。不到一年,他覆水为雨,“正常事情”变成了需要取缔的“不正常”事情,因为他已大权在握,不允许大字报的矛头开始转向他。他还通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把毛肯定下来。肯定毛,为的是确立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地位,因为他和毛并无本质的区别,彻底否定毛的独裁统治,他就无法继续铁碗政治,六四验证了一切。
   清算毛泽东的问题就这样半途“圆满解决”了:毛的教条继续列入宪法;毛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毛的尸体照常安息在天安门广场;教科书里大量编入毛的“丰功伟绩”灌输给中小学生;毛的“光辉形象”充塞影视舞台,却禁止发表任何揭露毛历史真相的作品。
   暴政的延续
   毛泽东的阴魂在中华大地不散,各种悲剧持续上演。
   八九民运期间,三个湖南青年走到天安门下,勇敢地把装满颜料的鸡蛋扔向毛画像,从那以后,我一直为他们的命运悬着忧心,近日才读到有关报道。三壮士的英名是: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他们采取上述行动的目的,是代表家乡人民把毛泽东请回人间正法。这是何等正气凛然的英雄壮举,因为有了他们,暴君下的奴性百姓才闪出一抹人格的亮色。也真因为他们是顺民中的异数,使当政者格外恐惧,所以重判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喻东岳因不堪牢狱折磨精神失常。
   当时,是“高自联”的学生逮住三个民主斗士,并不顾他们从湖南赶来声援学生的事实,把他们转交给公安当局,还在电视里声明与“三个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学生的行动基于下述认识:一,学运暂时不触动否定毛泽东的问题,所以防止有人利用污损毛像栽赃学生;二,中共一贯惧怕学运向社会各界扩展,一旦发现社会人士加入,就称为“黑手”“长胡子的人”,成为改变学运定性进行镇压的借口。所以学生们希望守住单纯的学运,以降低风险并减轻失败后的惩罚。学生的策略似乎情有可原,却不料邓小平根本不顾这些,悍然动用坦克镇压单纯的学生。学生用生命的代价认识了自己的失算,也白白牺牲了湖南三壮士。
   从被割断喉管押赴刑场的张志新,到因向毛像投蛋而遭重刑坐牢的湖南三烈士,世人可以看清毛的暴政从他生前延续至今。
   毛泽东的旗子成了双刃箭
   毛泽东这面被中共高举的不倒旗,渐渐成了一柄双刃箭,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乱象,人们打着毛的主义发泄不满,同时复燃了对毛的怀旧情结:腐败愈演愈烈时,有人追念毛泽东的“清廉”,忘了他在名山胜水到处安置豪华行宫,是中共腐败的始作俑者;农民交不完税费却得不到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时,有人回溯文革时期乡村的夜校和赤脚医生,不知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本该在农村实施这些基本福利,而且今日农村的所有问题都可从他推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中找到根由;大量工厂倒闭成千上百万工人下岗时,有人展示毛泽东时代工人手上的金饭碗,不知他创立的公有制和“自力更生”窒息了工业的发展,才使工厂面对现代工业变成一堆废料;当中国驻南斯来夫大使馆被美国误炸时,“民族主义者”“爱国者”纷纷遥忆毛泽东主动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英雄壮举,却不知他是用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去为另一个独裁暴君火中取栗。还有人把在毛泽东造成的苦难中得到的磨练大加美化;更有甚者,把毛像当护身符和门神挂来避祸驱邪,一个在文革中经受过造神运动折磨的民族,三十年后再主动去敬这座“神”,不知世界上是否有解救这种超级愚昧的良方?
   无的放矢的忏悔
   就在这座不倒的神像下,不断有人对照德国人的忏悔和日本人的不忏悔,提出中国人应该忏悔文革的命题,几年前还掀起一个小高潮;余杰用巴金的“深刻忏悔”,质问作为四人帮写作组石一歌的主笔为什么不忏悔。
   我认为,此类要求拔高了中国人的反省层次。
   以德日为例,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迎合了基督教徒排斥犹太教徒的心理,所以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认同,是延续二千年的基督教犹太教相争的极端表现;而日本人历来有“蕞尔小国,人稠地少,唯扩张才能生存”的意念,所以侵占中朝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梦想;所以德日人民理应做出忏悔。
   反观中国,历史上虽不乏“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事件”之类的迫害,但没有发生“人人互相批判,你死我活过关”的毛式运动的基础,尤其是文革,在长年宣教“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后,再鼓励子女和“犯罪”的父母划清界限,导致不少父母不堪儿女的批斗自杀;还怂恿学生批判所谓的“师道尊严”,唆使无数学生殴打教师。历史上子女杀父母为“弑”和臣弑君同等大罪,甚至还把儿女遮隐父母的过错称为美德;而“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更是中国的古训。所以是毛泽东把自己独有的叛父心理,强加于千千万万纯洁无知的青少年,让他们干出悖逆中国维护了几千年的人伦天理的恶行。
   思想家顾准的五个和他划清界限的子女直到他死都不愿见他一面,成为他带入坟墓的最大遗憾和痛苦,能要求他的子女忏悔“不孝”吗?我十一岁时按伟大领袖的指示批斗自己的班主任,而一年前她一句批评的话会让我后怕一天,能要求我忏悔“天生的反骨”吗?
   同样,石一歌的主笔作为经过文革“炼狱”的文化名人,他的错主要不在没反省自己的大批判文章,而是不敢对身受其害的暴君进行深刻地鞭挞。因为他的大批判再蛮横,毕竟是言论,如果不受暴君操纵利用,不一定有多大的危害。当年有人在文章里影射鲁迅拿卢布,这种攻击不亚于大批判文章,但鲁迅并没像他的学生胡风去坐牢,诬陷的人也并没像“梁效”“石一歌”那样一言九鼎。
   
   根绝奴性,砸碎压在身上的神坛
   
   二十世纪的几大暴君:尸骨无存的希特勒二战一结束就上了耻辱柱;斯大林死后三年就连同水晶棺材被焚烧了;布尔波特入土后受到了缺席审判;唯有毛泽东躺在水晶棺材继续“领导”他打下的江山进入二十一世纪,还不知延续多久。因此中国人首先要反省:毛泽东活着时,我们被迫做古罗马竞技场上的奴隶角斗士,不仅没有斯巴达克的勇气进行反抗,还为向毛泽东表忠心现勇敢,在政治运动中你死我活地角斗,为什么毛泽东死后二十几年仍然戴着他套在我们脚上的奴隶枷锁?
   所以中国人只有根绝奴性,砸碎压在身上的神坛,成为真正当家作主的自由民,到那时再谈忏悔才有价值。否则在文革中互斗过的几千万上亿人,像巴金那样在毛像挂在天安门的大地上真诚地“忏悔”:不该写文章批判某人、不该参加某人的批斗会,其作用如同当年小学生每周也要作几次的“斗私批修”。且看今日,继承毛泽东衣钵的江泽民镇压“弱势群体”法轮功时,从中科院士到各界人士又都积极参与批判,再加公安当局惨无人道的惩罚,不是毛泽东再世,文革再现了?可见,一面容忍现实的强暴,一面“忏悔”当年的卑怯,除了矫情地表现“超拔”和抚慰尚未泯灭的良心,并无多大意义。
   德国人之所以能彻底反省,因为他们首先彻底清算了希特勒罪行,并用律法的形式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日本正相反,由于战后保留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皇和天皇制,使日本的战争反省始终不彻底,这倒是注重忏悔意识的中国人需要借鉴的教训。
   我们不仅要忏悔,而且忏悔的东西比德日人民还要多,也不止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还有几千年历史中的污垢,这是中国人未来的一个大课题。
   
   原载香港《动向》2003年2月号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2010/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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