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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中国成为“警察国家”的根源

中国成为“警察国家”的根源


香港《前哨》月刊2010-5-1


严家祺


   现在的中国正在一步步地迈向“警察国家”。无论是“庆典”还是遇灾,当权者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对立面,第一考虑是担心动乱和民众的反抗而失去政权。中国举办奥运、世界博览会、“国庆”阅兵是如此,一遇天灾人祸,也是如此。中国今天的“警力”,不是普通警察,而是普通警察加上武装警察、秘密警察和网路警察的现代“锦衣卫”。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警察国家”?我在这里从个人行为的动因说起。

信仰或信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人的行为受到人的信仰、信念、价值观的影响。一个人受了冤屈,他要申诉,出于两个信念,一是他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二是他相信政府或社会权威性机构会听取他的申诉,帮助他洗刷冤屈,恢复正义。
   有的人做了许多坏事没有受到惩罚,有的人受尽冤屈不能翻身,这样的人往往会不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存在。
   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的人,与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的人,这两种人在行为方式上是不同的。
   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和无神论者,信仰不同,他们的行为模式也有不同。基督徒认为神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他们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无神论者不信神,但一般都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正义”。儒家不是宗教,不信神,但讲“仁义”,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王不义时,人民就有起来进行“革命”、废黜不义的君王的权利。只有极端无神论者不仅不相信神的存在,而且不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存在。
   信仰不同,对人的行为模式影响很大。因为人的宗教信仰不容易改变,加上信徒之间互相影响。因一些事件的看法不同,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分歧并引发冲突。
    价值观不同,也使人的行为模式不同。

维权人士的两大信念


   中国的维权人士,有两大信念,一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二相信在北京、在民众中“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到北京上访的“访民”,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央政府会主持正义。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念,他们就不会历尽千辛万苦“上访”。
   然而,这些“访民”到北京後,不仅上访无门,而且受到“城管”的驱赶。政府以“城市管理”为名,把“访民”晚上露天睡觉用的地铺、被褥一一用卡车抢走,逼迫“访民”无法安身而离开北京。北京刘安军等人在去年年底成立了一个“致力于对流浪孤弱人员及访民的救助”的组织,取名为“阳光公益”,用自己的钱和捐到的钱,购买和自己动手做馒头、衣物,发放给在寒风中的“访民”。据网上一篇《走进访民世界》的文章说,“政府派特务伪装成访民,在访民当中制造打架闹事,抢好心人派发的捐物,抢得一件20元的被子还得200元的奖励。这些特务伪装成卧底,告发积极好心的访民,使他们被抓去劳改服刑。”
   阳光公益帮助“访民”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肯定,而且,在今年“两会”期间,阳光公益的人员也受到驱赶,刘安军被强行送到广西去“旅游”。刘安军在被旅游结束回到北京之后,据报道说,多天被关在一家旅社内,并多次遭到警方的盘问,内容都是跟阳光公益有关,包括有没有登记、捐款多少等等问题。
   刘安军和阳光公益的成员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心,在于他们相信“正义”的存在,在于他们相信在北京、在民众中“正义”能够得到伸张。

中国党政官僚大都不相信“正义”存在


   应当说,一般人都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存在,这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维权人士,有上述两大信念,不过是信念强一些而已。1949年前,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人,受尽苦难,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是相信世界上存在“正义”。然而,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後,发生了变化。当最高领导人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时,中国的各级官员也不相信“正义”存在了。只有像林昭这样的人,在遭受迫害时,对基督的信仰加强了她对“正义”的信念。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即使知道世界上存在“正义”,但在他们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他们用权时,“利益”就高于“正义”了。就是像温家宝总理,他是一位明白人,知道他的前任赵紫阳受冤屈,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也弃“正义”而不顾。温家宝谈民主自由,谈民间疾苦,比他的那些同僚好听,目的是为了骗取“虚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从总书记到许许多多地方官员,不是不相信“正义”存在,就是知道“正义”存在也不要什么“正义”,当代中国的官场腐败、司法黑暗已日趋深重了。这也是今天维权运动遭到镇压的原因。
   四川汶川大地震後,谭作人收集地震遇难学生名单,呼吁民间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进行调查,竟被成都市公安拘捕,並於今年2月9日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最近阳光公益和谭作人的遭遇说明,他们相信“正义”存在,但对付他们的共产党官员不相信“正义”存在。

中国成为“警察国家”的三大根源


   专制国家并不一定是“警察国家”。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实行专制统治,但不是“警察国家”。
   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反右”、“反右倾”、“四清”和“文革”,都是为了消灭政敌和反对派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去世後,中国大陆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为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者和反对派,除了小搞“运动”——如“清理三种人”、“清理精神污染”外,开始发展秘密警察。江泽民时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进一步发展公开和秘密的警察。就像明朝中後期大力发展“东厂”、“西厂”、“锦衣卫”和蒋介石建立“特务统治”一样,到胡锦涛时期,中国的专制政治已离不开愈来愈庞大的“警察”、“秘密警察”力量了。“特务统治”不仅仅是为了对付民众,而且是为了对付不同派系和不信任的官员。可以说,在放弃“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维持专制统治的需要,是中国成为“警察国家”的第一个根源。
   江泽民胡锦涛的“江胡时代”成为“警察国家”的第二个原因是“六四大屠杀”。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的北京,“戒严部队”明明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工人和学生进行了一场大屠杀,邓小平、江泽民就是故意歪曲事实,硬说北京发生了“暴乱”。胡锦涛不说“暴乱”,但实际上仍把“六四”视作“颠覆行为”。20多年来,这一事实被歪曲的结果,使全国上下,把“事实真相”和“正义”都踩到了脚下。中国的党政官员大都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相”和“正义”要去寻求。不仅对付维权人士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公开的警力和特务政治,而且,还用“锦衣卫”之类的特务来对付不同派系和不受信任的各级官员。
   “江胡时代”成为“警察国家”的第三个根源是,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和恶化。据中国社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披露,2009年中国公安、武警出动达24万余次。退伍和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的维权运动和集体上访频繁发生,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这些群体的监控。在网络系统,在中国各地方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有意安排下,中国出现了“网络评论员”的群体。据中国网络问题专家刘天笙说,“网评员现象在中国大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不仅在政治领域出现大量的在网络上发帖子的雇佣者,在经济等其他领域也有了类似的为了金钱利益而在网络上发帖子摇旗呐喊。”“网评员”名义上为了“疏导舆论”,实际上许多“网评员”在网上每骂人一次或制造混乱一次就可以得到大致五毛钱的报酬,这就是刘天笙所说的“五毛党”。这些“网评员”已经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据最近香港一家刊物报道,分配到全国各地“分支机构”的“网评员”人数就有150万个之多。他们与“网警”互相配合,使中国的“网络控制”警力延伸到中国国内外。
   总之,中国成为“警察国家”的根源是,“六四”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国共产党丧失了信念和灵魂,失去了任何理想和道义的力量,中国依靠耗尽本国资源、破坏本国环境的经济增长,积累了愈来愈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层出不穷,为了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保护共产党权势家族的巨额财富,走上了“警察国家”的道路。
   今日中国的“警察国家”,把新闻控制与快速反应部队、网路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了起来,中国政治已经成为“非人政治”——无情、无是非、无正义的政治。历史证明,任何“警察国家”都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人民和愈来愈多的官员对“警察国家”反感的增加,“警察国家”的统治就会结束。
(2010/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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