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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的团派安徽帮

   
   作者:方觉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时间:2008-7-5
   
   中共高层先后出现四人帮、上海帮和共青团帮,他们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也得不到党内的认同,因为他们的政权基础都十分狭窄,胡锦涛的团派权势也将会和上海帮一样迅速下滑。
   十年前的七月,我第一次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题目: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强调需要通过直接选举这条根本途径,民主产生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拓宽中国狭窄的政权基础。

   
   团中央这样部级机构全国二百个

   
   政权基础是指政权的组成者来自哪些公众群体、来自多大政治范围。政权基础关系到政权的公众代表性与政治合法性,也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十年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拒绝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满足於使用传统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把持各级政权。
   
   十年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更是等而下之:胡锦涛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的政权基础缩小到共青团帮派基础。
   
   共青团中央只是一个正部级(正省级)机构。中国有几十个正部级机构,每个省则有四个正省级机构(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合计中国有大约两百个正部级和正省级机构,共青团中央仅是“两百分之一”。共青团省委只是一个正厅级(正市地级)机构。每个省有几十个正厅级机构,还有几十个正市地级机构(省辖市和地区的市地委、市地政府、市地人大、市地政协),合计每个省有大约一百个正厅级和正市地级机构,共青团省委仅是“一百分之一”。然而,从“两百分之一”和“一百分之一”的共青团系统里竟产生了大量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出自共青团系统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副部长则如蚁之众。在中共的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共二十八个成员里,有七人出自共青团系统,佔了四分之一;加上共青团帮派的政治盟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分管宣传的李长春,将近占了中共领导层的三分之一。高级政治位置充斥如此之多的共青团帮派分子,凸显了今天中国的政权基础日益狭窄。
   
   在这种狭窄的政权基础上势必恶例再现。胡锦涛竭力安排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同当年江泽民竭力安排的黄菊一样保守无能,而李克强的治理水准和工作经验还不如黄菊,这可以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李克强在“五一二”特大地震一周后才冷漠地前往震区,见其一斑。胡锦涛竭力安排的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广东“纠正改革开放的失误”,汪洋的陈旧僵化要超过当年江泽民竭力安排的陈良宇,而只在“文革”中受过极不正规的中学教育的汪洋就文化水准而言,也不如尚且受过不完整的大学教育的陈良宇。
   
   胡锦涛的团派核心安徽帮

   
   胡锦涛、李克强、汪洋构成了中共领导层内共青团派的核心──“安徽帮”。
   
   胡锦涛祖籍安徽,李克强、汪洋都来自安徽。从一九八二年共青团“十一大”萌发共青团帮派起,胡锦涛一直最欣赏和最重视提携李克强。一九九二年胡锦涛突升中共政治局常委、二○○二年升任中共总书记后,又重用汪洋。而且,李克强同汪洋的政治关系和私人关系都很紧密。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李克强和汪洋是胡锦涛属意的“第五代领导人”。另一个团派分子、中共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一向懦弱平庸,且一九四一年出生的他,年龄偏大,无法进入“第五代”。一九四五年出生的团派分子、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工作履历单薄,大部分时间从事团务和统战事务,在政治上难以大用。一九五○年出生的政治局委员李源潮,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与胡锦涛的关系不密切,同李克强的关系不融洽,他加入不了团派的核心。至於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虽然相对年轻,虽然是胡锦涛的忠实追随者,但是令计划缺乏政治能力,也缺乏工作能力,只会充当秘书型和机关职员型的角色,他是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许可权最小的一个,也是历任中办主任最被人轻蔑的一个。所以,胡锦涛最注重的是共青团派里的“安徽帮”。
   
   三十多年前的文革中出现过“四人帮”;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形成了“上海帮”;二○○二年胡锦涛成为总书记后共青团帮派迅速膨胀。这三个政治帮派都是在极端狭窄的政权基础上产生的:“四人帮”得益於孤家寡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上海帮”得益於机会主义者江泽民被镇压“六四”运动的邓小平提拔;共青团帮派得益於同一个邓小平跨代指定镇压藏民抗争的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这三个政治帮派不但得不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也得不到多数中共党员的认同,甚至得不到大多数中国高级官员的认同。这三个政治帮派的公众代表性和政治合法性接近於零。
   
   共青团派权势必将进一步下滑

   
   由於“四人帮”、“上海帮”、共青团帮派都是在极端狭窄的政权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们的政治生命都不长,也不会长。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迅即被摧垮。二○○二年江泽民逐步退休后,“上海帮”渐趋衰落。共青团帮派的政治生命还不如“四人帮”和“上海帮”。当胡锦涛仍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团派就开始下滑了:在去年秋天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试图推出李克强做“接班人”被否决;在今年春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尽管胡锦涛勉强把李克强安排为常务副总理,但是李克强在国务院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国务院及所属部委对这个保守无能劣质的帮派分子不感兴趣。而那个不知改革开放为何物的“文革中学生”和“文革食品厂车间负责人”汪洋,刚刚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几个月,即招致了很多广东干部与广东民众的不满。毫无疑问,四年后的中共“十八大”和五年后的“十二届全国人大”,随着胡锦涛不得不彻底退休,共青团帮派将进一步迅速下滑。
   
   共青团帮派为什么已经开始并将进一步迅速下滑?这是因为共青团帮派的政权基础比“四人帮”和“上海帮”更狭窄:“四人帮”还得到了一批文革左派的支持:“上海帮”还得到了一些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的支持;共青团帮派只是自己支持自己,自己繁殖自己。
   
   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规律是,过度狭窄的政权基础将使政权无法稳定:政权内部的派别斗争和政权外部的政治抗争都会加剧;寄生於这样狭窄的政权基础的政治帮派将无法持续:他们既可能被派别斗争击垮,也可能被政治抗争淹没。
   
   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几个偶然升迁的共青团小人物垄断政治权位的奇迹;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几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垄断政治“代代相传”的奇迹。如果有迷妄者企图创造如此荒唐的奇迹,他或者他们必定落败。
   
   共青团帮派的下滑,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权基础会自动扩大。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心是普选,由人民用选票决定各级政权的领导人。这样才可能防止新的帮派政治、新的官僚政治、新的腐败政治。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世界大国的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性人物和历史性人物。所谓政治性人物,就是能够站在民主化的高度上处理中国政治。所谓历史性人物,就是能够对中国的全面转型负责。胡锦涛、李克强、汪洋一类毫无民主胸怀和政治改革意愿,毫无全面转型的目标。
   
   只有在扩大了的宽广的政权基础上,中国才可能产生政治性人物和历史性人物。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开放》杂志七月号
   

此文于2010年05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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