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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作者:叶维丽 文章来源:共识网>历史解读 时间:2010-05-10 16:51
   
   贵刊(指网刊《记忆》——维一注)登载了一篇美国哈里斯先生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师之死的文章,文中点了我的名,我觉得应该有所回应。

   
   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近年来不断有关于卞之死的电影和书籍、文章面世,最近又由校友们集资,在实验中学(原女附中)里为卞校长立了一座纪念铜像。为文革中死于非命的师长塑像,这应是开了先例。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文革成为遥远的历史,在众多文革受难者中,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大概会流传下来。她曾是北京一所最好女校的领导,在该校工作了十七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她遭受自己学生的毒打折磨,不治身亡。她是全北京和全中国第一个遇难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她之后,又倒下了一大批中学教职员工,使这个群体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图一:卞仲耘铜像。
   
   作为原女附中的学生,我感谢所有提醒我们不忘记卞校长之死的人,包括哈里斯先生。一个人不必学过“法律”,也不必是“检察官”,更不必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却关心中国事而解释。文革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场大罪恶,但目前在中国却公然遭到抹煞和遗忘,天底下关注它的人越多越好。
   
   这是我对哈里斯先生文章的基本态度。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白芳《卞仲耘之死》; 原文为英文,中译文不包括原文中大量注释)。在最近出版的中文书籍中,我也对我校“八五事件”进行了叙述(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第三章)。写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评头品足,我非常欢迎批评。
   
   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没有对我的具体观点进行评论,也没有对具体事实提出非议,却质疑我在卞仲耘之死的问题上基本的是非立场。我愿明确地对哈里斯先生说,对这样的批评,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和书籍都不难找到,请大家不妨自己去作评判。
   
   《记忆》在推介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时,将它称为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调查”。但严格地说,哈里斯先生做的不能算是调查。他在北京逗留期间用了二十五个小时与七人谈话,这七人中,大多数人与女附中无关。如此草率匆忙,他的文章中有若干处事实上的硬伤就毫不奇怪了。
   
   从哈里斯文中,不难看出他对八五事件叙述的基本脉络:那一天,女附中“红卫兵”肇事,残忍批斗校领导,导致卞仲耘死亡。当时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宋彬彬。十三天后的八一八,宋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宋说,“要武嘛”,由是表明毛批准“红色恐怖”。哈里斯先生认为,卞仲耘之死一案也因此而获得了“历史意义”。
   
   因为做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调查,我查阅了很多材料,对这个叙述脉络十分熟悉。哈里斯先生在文中几次提到的王友琴女士,就是照这个脉络讲述卞仲耘之死的。看起来,哈里斯先生受到王友琴女士很大影响。我和王女士都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上高一,我上初三,我们两人近年来都为卞校长之死写过文章。在关于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我们在一些关键处有不同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两个版本。哈里斯先生对我的批评,也与这两个版本的不同有关。我想,与其回应对女附中文革所知实在有限的哈里斯先生,不如借《记忆》的版面,直接与王友琴女士对话。这里所引用的,全部来自《文革受难者》中的卞仲耘篇(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二OO四)。所以想公开地讨论问题,不仅因为卞仲耘之死是极具影响的文革案例,值得一丝不苟地对待;也因为从我和王友琴女士的分歧中,或许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在向王女士请教之前,我想先说,我对王女士多年来担当“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们伸张正义的作法十分敬佩,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表达。这里具体涉及的,仅与卞校长之死一案有关。
   
   如果没记错,我和王友琴是见过面的,但没有真正交流过。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向老校友请教吧。说实话,有些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存了很久。这里会涉及到当年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读下去。有个英谚说,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或许可以翻译成“真相在细节中”。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被“还原”,但我相信,经过努力,包括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真实。
   
   我向王友琴女士请教五个问题:
   
   一、八月五号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王女士的说法是,七月底工作组被撤销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又说,卞死后的当晚,“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说,王认为工作组撤走后存在着一个立即接管学校的“权力当局”,这个权力当局由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共同组成。
   
   根据我的调查和当年的记忆,七月底突然撤销工作组后的一段时间里,女附中陷入混乱、失序和相当无政府的状态,并不存在王女士所说的那样一个权力当局。这个问题是我和王友琴的一个重要分歧。
   
   八月五号被打的五位校领导之一、副校长胡志涛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八月四号下午她和卞仲耘在办公室已遭到一些学生毒打,为此她曾不顾自己“黑帮”身份,在四号晚上和五号上午分别去西城区委和北京市委向有关部门呼救,说明“生命不保”的危急形势,但无人理睬(胡志涛《八五祭》,收入胡志涛、丁丁著《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六六)。四号晚上回家后,她丈夫看到她的伤痕,问道,怎么打得这么狠?胡回答说,工作组不在了,没人管了。“没人管了”是胡志涛眼中女附中在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的状况,而胡志涛在区委和市委的遭遇,说明当时区、市两级权威机构在领导文革的问题上的不作为、甚至瘫痪的状态。
   
   但说女附中完全“没人管了”,似乎也不尽然。这里需要提及由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卞死前在医院的抢救、死后向上级报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布消息,都是由代表会负责人员做的,可见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还是得由代表会出面张罗维持。但工作组撤离后代表会的身份变得尴尬,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否则就没有必要在8月8号,由代表会学生成员中的基本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改名换姓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
   
   因此,我的看法是,八月五号时的师生代表会,由于它的权力来源“工作组”轰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余威”犹存,更像一个“维持会”或“留守处”。据我了解,此时有一些学生(“反工作组”的学生)已不承认它的权威;代表会的个别原负责人,也认为自己因追随工作组而“犯了错误”,不再任事。同时,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做法的严厉批评给代表会的主要成员带来极大困惑。八月五号当天她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
   
   其实,在历史的这一刻,不要说中学生们,就连“老革命”们,从北京市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到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都连呼不知怎么干了,从上到下一片混乱,胡志涛在西城区和北京市上访无门就是明证。不夸张地说,整个北京都乱了套。有人认为,此时的京城正在发生由毛泽东发动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在这种严重失序和复杂诡谲的形势下,说女附中仍然存在一个按部就班运作的“权力当局”,实在是无视风云突变的大局对一所中学可以产生的剧烈影响。何况这所学校集中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
   
   我在写作关于卞之死的学术论文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向今天的读者解说当年那个非常的时刻。为此,我下了相当的功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只想简要地说,研究卞仲耘之死离不开对当时文革形势突变大局的把握。在我看来,这是理解该案的钥匙。
   
   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八月中上旬,毛泽东自南方返京后,亲临第一线,再次发动文革(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一九八八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轮发动的关键词是毛七月份给江青信上写的“天下大乱”。这时的女附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横空出世,处在一种亢奋、困惑、恐惧的混乱氛围中(往往由于“出身”不同而感受不同)。来自“上面”的信息是,学生们应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八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形,这是中共历次运动所证明了的。暴力有通过威慑打开局面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轮发动中,毛似乎有意借助暴力。(我在论文中对暴力的功能有探讨,不赘述。)卞的死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无独有偶的是,八月五号当天,正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撤销了此前刘少奇关于反对“乱斗”的指示。在女附中校园发生的正是失控下没有节制的乱斗。
   
   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女附中当时是否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权力当局”上,我和王友琴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背后,是对当时文革大背景的把握。我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大乱”的指导思路,直接导致女附中校园相当程度的失序和无政府,暴力在这个背景下发生。(关于工作组撤离后的师生代表会的地位和状况,以及代表会负责人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我在署名“白芳”的论文中曾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在本期的女附中五人座谈会中也有探讨,在此不赘述。)
   
   二、女附中当时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 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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