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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

方绍伟: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
   
   时间:2010-05-16 10:28 作者:方绍伟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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