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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十月革命与中国

   朱正:十月革命与中国
   
   文章来源:博客网
   
   十月革命首先是俄国人的一场灾难,中国也是深受其害。这里我只说一下与中国有关的几个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有一个一九一九年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苏联对中国友好的一个证据。包括前些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那里面也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文件,说是“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那个文件我看了一下,实际上是一个欺骗。
   
   它里面有四条:第一条是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说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通过的《和平法令》就宣布废除临时政府跟中国和协约国所订立的条约。事实上临时政府和中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所以这一条跟中国完全无关。
   
   第二条是放弃占领中国的土地。实际上沙皇政府占领中国的那么一大片土地,当时有的是白卫军谢苗诺夫的地盘,有的在日本的占领之下,都不在苏维埃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而且它的用词很巧妙,没有说“归还”给中国,用的只是“放弃”,还说“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哪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意思就是说我不要那块地方,可并不是归还给你,而实际上也是预告将要在那个地方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当时已经决定要建立的一个缓冲国家。说放弃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说不把它算我苏维埃的领土而已。当时它没讲明白,因为那时远东共和国还没有宣布成立。
   
   第三条是放弃庚子赔款。这当然不错,但事实上这笔赔款当时中国根本没有送到苏维埃政府去,而是交给原来那些沙皇时代驻中国的公使、领事们拿去享用了。苏联政府很不愿意让这些人白得这笔钱,就说这笔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了,你们千万不要再送给那些公使、领事了。可见他们声明放弃的是并没有到他自己手上的东西。
   
   第四条,就是关于中东铁路,它说是要归还中东铁路的权益。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我看到《新青年》杂志影印本上面登的译文,这四条都有的。后来翻到三联出的《五四运动文选》,其中所收这一宣言的译文,据称是根据苏联最新出版的文本重新翻译的,翻译者说过去那些译文不准确。我拿两个版本的译文一对照,发现新译本里少了一条,就是第四有关中东铁路的那一条。《新青年》杂志上登的是当时报刊上翻译过来的,而“准确”的版本中根本没提中东铁路。可见苏联官方后来根本不愿意让人们知道这宣言里面原来有这样一条。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北图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档案里有一个材料提到,1922年受命来和中国政府订协定的越飞,得到的指示是:不能以那个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让越飞不要再提那个对华宣言了。但越飞是个国际主义者,感到很为难,他在给中央的复信中说:“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这讲的很对,所以我说毛泽东把苏联称作新沙皇是一大贡献,确实就是新沙皇,而且不是从赫鲁晓夫开始,从列宁、斯大林起就是新沙皇。
   
   再讲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事。就是列宁夺取政权以后,发动波兰战争,又派人到匈牙利、德国去发动革命,这些努力最后全部以失败告终。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共产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也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它最早找的是谁呢?瞿秋白的《俄乡纪程》写了一件事:他到了赤塔,和当地华侨联合会的会长谈话,那个会长告诉他,历届政府都对我们挺好,但现在形势有些变化了。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有些红胡子都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这里瞿秋白没写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后来登在《晨报》上的通信就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写出来了。最早的中共党员,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之前,共产国际直接发展的、而且是非常正统的中共党员——连柯、赵永禄,两个“红胡子”。后来我在书上看到,在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里还真有赵永禄的名字,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人这一栏里。
   
   去年《百年潮》的一篇文章透露了一条信息,共产国际认为,现在(连柯、赵永禄)他们这些人根本不起作用,关于中国的工作已经转到中国国内去了。这是因为维经斯基在中国已经找上了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和李大钊可是思想界的明星,那两个“红胡子”是根本不能与他们比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迫不急待的心情,想在中国建党,“红胡子”他们也要。
   
   维经斯基到了中国,人生地不熟,找到巴列维,北大俄文系的一个教员,俄国侨民,去替他们联系。他们找了李大钊,李大钊再介绍他们去找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经去上海办《新青年》,离开北大了)。这个巴列维是什么人呢?后来我看到张西曼的回忆,说巴列维帮共产国际干活儿,向共产国际报花账,后来共产国际发现他贪污,要调他回国,他一看坏了,就跑到了美国,入了美国国籍。这个运动初期就是这么一些人物。
   
   1924年加拉罕到中国来谈判,最初是跟王正廷谈。王正廷是个糊涂蛋,做了好多有损中国利益的承诺。外交总长顾维钧是个很仔细的人,他看后说:“这不行。”就否定了草签的那个条约,于是加拉罕就生气了,说你要承担一切后果。正在争吵的时候,共产国际就发动中国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代表团,以李大钊为首,带了一些教授和学生找顾维钧,希望政府按照王正廷草签的那个条约签字。顾维钧说这份草案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谈到当时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的时候,李大钊说:“即使把外蒙古置于苏俄的支配和控制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这个论点顾维钧没法理解,顾维钧说了句“请原谅”,说完就走了。顾维钧的回忆录把这一段写得很清楚。按照共产主义的观念,工人无祖国,李大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苏联“是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祖国”,所以他要为他的那个祖国服务。
   
   我对十月革命的记述的资料看的少,但是看了一些评论,像考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不久以前又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都对这个事件分析得很透彻。顾准在《漫谈民主》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列宁和考茨基的争论,他说,如果从夺取政权的角度看,列宁胜利了,考茨基失败了;如果从夺取政权以后的发展看,考茨基他们胜利了,列宁失败了。顾准在这方面很有见解,他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里谈到列宁和伯恩斯坦的争论,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作者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0/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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