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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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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当前格局:答法国外交部“分析和预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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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行人欲断魂:电影《血色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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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见龙卸甲》
·愿死者记得我们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电影《最后一个绞刑师》
·这如火如荼的爱力:电影《左右》
·为你,千千万万遍:电影《追风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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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星空,唯一的上帝:《城市广场》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唯一的星空,唯一的上帝:《城市广场》
 
   我试着给民族两个定义。首先,民族指向一个共同的时空观念系统。春节后是元宵,过不久是清明。在深层,民族是价值观的分享,是众多灵魂的大锅饭。在日常经验,就体现为一套时间的刻度,文化、信仰、心理,乃至政治,都是这一刻度中互相映衬的K线图。同一民族的意思,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哈欠。一起欢喜,一起忧伤。常常肚子饿了不觉得,一看石英表,才知道自己饿了。就像常常不觉得自己站起来了,一看报纸,才知道自己早就站起来了。
   所以,政府把“民族和宗教事务”放在一个部门,实在很有道理。因为信仰人群的意思,就等于另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拥有另一套时空观念的系统。他们说,我的信仰,就像四川人的胃口、上海人的方言、维吾尔人的皮肤和北京人的傲慢一样不可改变。
   信徒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各族人民中的另一个族类。他们倾向于以灵魂的信念来区分民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信仰的普世性,势必构成对民族主义最严重的威胁。

   这和我的第二个定义有关。民族不是一个人类概念,是一个亚人类概念。民族主义要求对一个亚人类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要求其成员在其他民族面前,优先忠诚于同一套地方主义的时空观念。这一亚人类概念,因此在最高层次上与人类共同体对立。
   民族犹如善妒的情人。在旧约中,耶和华神向摩西宣告说,他是“忌邪的神”。而民族主义的意思,则是“忌邪的国家”。耶稣诞生之后的人类史,几可归结为“一位忌邪的上帝”与“无数忌邪的国家”的争战。人类在残酷的经验中,试图去回答、澄清、接受或拒绝一个追问,即在民族这一亚人类观念之上,是否还存在着更高的人类概念?或者说,除了肉身中的民族,在人类内部,是否还有灵魂的族类的可能?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被神化的民族-国家,就是人类灵魂的敌人。如保罗所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在此意义上,两次世界大战既是人类最残暴的战事,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因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出现,意味着经过布满骸骨的荒原,不但有一部分“忌邪的国家”向着另一部分“忌邪的国家”投降。而且地上几乎的国家,都被迫同意向着一个更高的、忌邪的、时空观念的价值体系投降。
   人权宣言是一种被削弱的自然法观念的表达。它的出现,意味着“忌邪的国家”的破产。这是整部人类史的转折点,人类透过一部文献,宣判了民族主义的反人类性质。它的政治哲学涵义,是承认一系列关于人的灵魂、思想、身体的权利与尊严的正当性,先于国家,也高于国家。这正是现代宪政主义的起点。
   人权宣言的政治意义,无疑于“一位忌邪的上帝”。但当初,只有苏联代表团投了弃权票。他们说,“我们不承认获得一个国家公民地位的人,先在的、独立地拥有个人权利这样一种准则”。这意味着在1945年的地球,只有这个国家,公开坚持自己是一个“忌邪的国家”。作为一个亚人类共同体,他们宁愿等到政权灭亡,也不愿在更高的价值面前破碎自己。
   这部西班牙影片,以一种惊心动魄的、不公允的方式、描述了这一争战在罗马帝国晚期的片断。导演复制了亚历山大城。希帕提婭,这位被誉为人类第一位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如何被一群基督徒杀害;神庙和图书馆,又如何因此遭受重创。
   罗马的文化中心,从公元前3世纪以来,转移到这座伟大的北非城市。5世纪初,希帕提婭在图书馆教授天文学,她是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学者。众弟子中,有许多早期基督教领袖。最有名的,是片中成为利比亚主教的Synesius.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说: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提督(她的另一位基督徒学生)与西里尔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唯一绊脚石。在一个致命的日子,希帕提娅从她的两轮车中被扯出,衣物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诵经士彼得领着一群残忍的狂热分子,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将她屠戮致死。西里尔宣称不知此事,但这一谋杀案已在他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
   这是一部少有的、谴责基督教狂热份子的影片。导演常用宇宙的推拉尽头,来观摩亚历山大城,喻示希帕提娅“嫁给了哲学”的宇宙视野。亚历山大城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宗教、哲学与国家纠葛之地。但导演没有能力还原当初的时空观念体系,他的希帕提娅过于人文主义化。从宗教上说,这是以色列被掳之后,最大的犹太教聚居地。埃及的神,雅典的神,犹太教的神,罗马的神,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宗教”。它们与基督教的冲突,本质上是普世信仰与民族主义在人心中的争战。
   从哲学上说,希帕提娅是罕见的女“哲人王”。雅斯贝尔斯曾说,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帝国晚期,已成为缝补哲学危机的宗教。普罗提诺就这样宣称,哲学家是“整个世界的祭司长”。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奖励并吸收流行在一个衰颓时期的一切民间迷信、巫术和占星术”,及一切对神灵的病态渴望。
   事实上,希帕提娅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图书馆(Museum),也不是现代概念的图书馆,而是献给缪斯女神的神庙。她的思想,既同时与宗教有关(试验室中的巫师),又同时与政治有关(议会中的国师)。
   柏拉图的最大缺陷,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不了解他那无法回避的、可怕的现实中的恶”。悲伤而吊诡的是,尽管那些宣称相信基督的人邪恶地杀死了希帕提娅,但正是基督教信仰,而非柏拉图主义,了解并宣称了人的全然败坏。欧洲文明也并非像影片渲染的,遭到了基督教时代的摧毁。相反,是奥古斯丁的忏悔拯救了新柏拉图主义,是耶路撒冷的信仰,复活了雅典的灵魂。也是随后兴起的修道院,在战乱中保存了罗马和北非的文明。
   影片中,成为提督的学生爱上希帕提娅,公开以音乐求爱。第二天,希帕提娅将自己的月经布条,回赠给他,显示自己天生的不洁。她说:“你真爱这东西吗?它一点也不美”。
   某种意义上,导演对希帕提娅的美化,和这位求爱者一样。
   千年以后,在梵蒂冈,这位睿智而不幸的白衣女子,出现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中。如果任何民族抬起头来,看见的都是同一枚太阳,和同一颗月亮;那么地上也就只有一个人类。为这个缘故,我情愿死的是我,而不是希帕提娅。
(2010/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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