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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卢梭创设的社会制度

(此文继续《真假民主的区分之三——如何对待平等》一文)
   
   四,卢梭创设的社会制度:
   
   卢梭的思路,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展开,卢梭创设的社会制度,则在《社会契约论》中成形。

   
   早在古希腊时,伊壁鸠鲁就提出社会契约说,认为人们是通过共同订立契约来组成社会、国家的。十七、十八世纪时,英国哲学家霍布士、洛克,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等,也提出各自的社会契约理论。卢梭的理论,一方面,当然是借鉴了以上这些理论,他同样认为,订立契约是建立国家或共同体的唯一合法的途经。另一方面,卢梭的契约说有其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按照卢梭的思路所得出的若干要点,如全体一致、平等状态、公意的绝对权威、剥夺绝对生命等方面。
   
   卢梭没有列举有关社会契约(公约)的具体条款,但他规定了纲领性的总原则,请看以下几段文字:
   
   他这样写道:“这一契约的条款……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这些条款无疑地也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
   
   他又写道:“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接着写道:“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
   
   他还写道:“集体的每个成员,在集体形成的那一瞬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享有的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集体。……国家由于有构成国家中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约,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按照卢梭的思路所得出的若干要点都体现出来了。
   
   一是,每个参与订约的人必须把他“自身”、“一切权利”、“全部力量”,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他的意志等等,统统都交出来。这样一来,每个人就被“非自然化”了,被“剥夺”了,被“抽除”了,既丧失了借以自我保存的一切手段,也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变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没有力量、没有权利、没有价值的东西,再也不可能产生追求财富、名望、地位、权力等等的欲望和意志。那个作为“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的“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受到了有力的遏制,“自然的不平等”借以展开的道路被彻底堵截,“偏私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每个人都处于“零力量”、“零权利”、“零财产”的状态,既失去了互相竞争的动力和能力,也失去了互相合作的动力和能力;既不再嫉妒他人,也不愁被人嫉妒;既无从索取于他人,也无从被他人索取;既不必怜悯他人,也不再被他人怜悯;既没必要关注他人,也不再受他人的关注;不再存在个人与个人的交换关系,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无足轻重,总之,所有的个人彻底平等,每个人都变成了同质同量的物体(如小小螺丝钉),变成了一个个符号。
   
   三是,如果说,奉献“自身”、“一切权利”、“全部力量”等等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要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拥有的一切上交,就比较实际了,特别是关于财产权。财产是每个人“实际”拥有的有形的资源,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卢梭要把所有人包括富人穷人的财产全部剥夺过来,让国家成为全部财富的主人,所有财产一律为国家所有。这样一来,每个人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必得依靠国家才能生存;没有财产,就失去了举办任何事业、实业、社会活动和民间组织的能力,而国家却能有效地控制每个人,如果有人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就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
   
   四是,每个人的力量、权利、财产都统统上交给共同体,那么,谁来掌管?共同体就是全体成员,难道由全体成员来掌管?这等于没有人掌管,稍有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卢梭当然也清楚,但他不说由谁掌管,却说:“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和力量由公共意志来支配和运用,每个人的财产由公共意志来管理和分配,公共意志成为“绝对力量”、“绝对权威”、“全部财富”的拥有者。但是这公共意志是一种思维中的存在,是一条“最高律令”,是关于平等状态的思想、理论,它不是一个有形的机体,既无所谓生也无所谓灭,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它既不会颁布旨意和也不会发号施令,它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分配,要让公共意志显身,要让公共意志活起来,必须靠人为,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卢梭要创建的这个浑然一体的“统一”的“大我”,只是一具僵尸。所以,卢梭除了为社会公约规定总原则,还规定了其它重要原则。
   
   最重要的是立法的问题。卢梭写道:“由于社会公约,我们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现在就要由立法来赋予它以行动和意志了。”在《日内瓦手稿》中他又写到:“法律是政治体的唯一动力,政治体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驱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重要性。”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卢梭说道:“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公意“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
   
   谁来制订法律?卢梭先说:“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紧接着,卢梭又进一步论证,人民是愚昧而盲目的群众,不知道公意是什么,法律既是公意的宣告、表示,那么人民无法承担这件大事。人民要做的,就是借助于法律而认识公意,然后遵循公意。那么由谁来制订法律?至此,卢梭说出了真话:“正是因此,才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他具体指出,这个立法者是一个人:“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的人物”,因为“要为人类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这个人具有“最高智慧”,因为只有他才能洞察和把握公意。
   
   卢梭就是如此坦率地把最高权威,从作为“思维中的存在”的公意,转移到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就是像他卢梭这样的人,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这个人物一显身,卢梭所创设的整个制度就“活”了,是这个人物为人民立法,他赋予共同体以“行动和意志”,他使国家不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驱壳”,他使每个人认识公意并在公意的指引下行动起来,组成一个完美而巩固的共同体,他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卢梭的政治学说绕来绕去,最后终于不得不显露出真实面目:他规定最高权威(公共意志)来自于一个人(领袖),来自于这个人的思想(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完美巩固的国家。这种独裁的专制的政治理念,在卢梭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与其他独裁及专制的理念的区别,或者说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这种个人的最高权威美化为“全体一致的公共意志”,代表着“全体一致的公共利益”,一切为着实现“全体的最大幸福”。但是,单靠一个人(领袖),及一个人的思想(主义),是无法有所作为的,当然必须有一批信徒和忠实可靠的助手、骨干(政党),这一点在《社会契约论》中是无法说出来的,但是哪怕最幼稚的政治学者也会心中有数。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批信徒,这三者联成一体,构成了由卢梭所创造的、在二十世纪盛行于共产党统治之国家的、以“人民主权”为旗号的政治学说的真实内核。
   
   还有其它必须解决的问题,譬如,每个成员把一切都上交以后如何维持生存?再譬如,如果有人对这个社会契约持异议或反对意见该怎么办?卢梭当然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是他所要创设的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卢梭当然知道,在上交一切权利、力量、财产以后,每个人还必须得到某些必需的生活资源,对此,卢梭说他“承认”其重要性,但接着马上说:“但是也必须承认,唯有主权者才是这种重要性的裁判人”。卢梭承认“个人所有制”,但他强调,个人所有的财产只是公共财富或集体财产中的一部分。在他创设的社会里,有“一个共同福祉的目标,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取得自己的一份”(《日内瓦手稿》),“每个人都能比例于自己的贡献而享有公共财富中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不是要绝对破除个人所有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把它限制在最狭隘的界限之内,给它以一种措施、一种规矩、一种羁绊,借以遏制它、指导它并使它始终服从于公共的幸福。”(《科西嘉制宪拟议》)。一种什么措施、什么规矩?就是对个人所得的份额要作出规定,“他的那份一经确定,他就应该以此为限,并且对集体不能再有任何更多的权利”,对这一规定卢梭提出一些原则,其中一条是:“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这条原则就把个人所有制限制在“最狭隘的界限”内,而且,按这条原则进行分配,每个人都只限有“生存必需”,没有多余的财产,总是保持着平等的状态。同时不要忘记,即使是仅仅能维持“生存必需”的财产,也是由集体或国家分配的,对于那些敢于违反公共意志的人,集体或国家就将剥夺其被分配的权利,以至这个人“就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
   
   卢梭当然知道,必定有人会对他的“公共意志说”及“社会契约论”提出异议,
   或予以反对,甚至顽强抵制。为此,卢梭特别强调:“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身而言,必须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这意味着,对公意、公约持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者,必须在公约中明确提出如何处置的规定,卢梭写道:“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谁要达到目的也就要拥有手段。”这手段就是对每个成员的绝对权力:“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意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他再三强调:“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使其它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卢梭将如何实施“迫使”呢,他这样写道:“一个为非作恶的人,既然他是在攻击社会权利,于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祖国的叛徒;他破坏了祖国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甚至于是在向国家开战。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两者之中就有一个必须毁灭。……就应该把他当作公约的破坏者而流放出境,或者是当作一个公共的敌人而处以死刑。”对于持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者予以无情打压,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毁灭”他们,是一切独裁及专制政治的普遍现象,不过,卢梭有所创新的是,以“全体一致的意志”的名义,以“全体的最大幸福”的名义。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实施暴政,这是卢梭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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