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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援越抗美(1964年--1965年)


   作者 : 阿倫-維庭 ( Allen Whiting )

   
   
   

   背景:

   
    1964年春, 約翰遜政府開始對河內發出警告, 若不停止支持在南越的反對活動, 戰爭可能將會昇級。 與此同時, 成立了一個由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成員組成的研究組,專究於判斷共產黨方面 ( 越南、中國和蘇聯 )對戰爭昇級的反應。 後來該組提出擴展成員,便加進了國防部的代表。 在繼後的十六個月裡, 他們作出了諸多個包括個人和集體的評估: 雙方都存有使戰爭昇級的因素。最終,1965年7月,華盛頓決定派遣七萬兵士前往越南參戰, 同時亦對北越進行轟炸。
   
   
   預言:

   
   1964年3月, ( 美國 )遠東研究分析所 ( 縮寫為INR/RFE ) 作出具警惕性的預言: 北京可能對河內提供足夠的援助使致北越能夠站穩。 此援助可能對南越的干涉毫無影響,儘管中國可能繼續對越南共產黨提供武器和讓後者可以鞏固力量,進行反抗。 當然,北京可能動用空軍力量來支持北越, 此舉可能也引致與美國空軍力量的衝撞或“特別火爆”事件發生的危險。 如此同樣的判斷於1965年初又再被提出。
   
   
中國援越抗美(1964年--1965年)

   圖一、六十年代中國的宣傳畫
   
   
   
   分析:

   
   人們認為,在理論上假設北京正以大國的姿態出現,重爭取以往存有的政治和戰略的利益。在朝鮮半島衝突中, 雖然中國剛從被外國的侵略和內戰恢復過來, 而且還未擁有現代武器力量的戰鬥能力,北京也曾冒險地與美國作戰。 其首要目的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反對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同時它也曾是內戰中的敵人的同盟者。 第二個目的是保護一個自已身邊的共產黨而正受到 “ 美帝國主義 ” 威脅的國家。 至六十年代中期, 中國的實力已增強了不少,儘管在大躍進時期有退步。 它擁有一批大量但有點過時的戰鬥機。 中國有一支很雄厚的軍隊,雖然海軍剛起步發展,但也足以保衛沿海地區。 華盛頓仍與蔣介石保持同盟的關係, 援助國民黨建立各種軍事力量和暗中發動各種反大陸的地下活動,尤其是在西藏的活動。儘管被侵略的威脅於1962年已消退, 但它仍可捲土重來,或以直接的方式,或通過美國在東南亞搞挑撥的行動。
   
   除此之外, 毛澤東曾挑戰赫鲁曉夫的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地位,因為赫鲁曉夫放棄與美國對抗的政策。 胡志明避免被捲入中蘇兩黨公開的爭執, 但他在蘇美禁止試驗原子彈的問題上站在毛澤東的一邊。 正如朝鮮的情況一樣,又一次一個共產黨國家正受到來自華盛頓的攻擊。 中國的身份地位既是一個亞洲的強國,又是一個被威脅的共產黨國家。
   
   在此況下, 當它認為有所需,北京可能重覆如朝鮮戰爭那般的干涉行動,儘管它的行動有所限制,使危險昇至一定的程度而止。起初,中國表示以後方基地作為北越的支持,那即是說提供空軍的援助,可以阻止,或至少可以抗擊美國對河內、海防和紅河沿岸堤防的轟炸。 中國不會參與在南越的戰鬥, 但若需要,將參與保衛北越,反抗美國的侵略。
   
   以上的字句完全是根據邏輯思維,而不是依靠文字的證據作分析。 它從於1964年8月發生的各個事件如由越南飛行員駕駛中國的米格機在北越上空飛行,跟著在北部灣事件後美國空炸北越。中越的行動被視為兩國為保衛河內,通過中國為越南培訓飛行員和提供空軍設備等合作計劃的進展,那也被視為一種形勢所需,中國軍隊各單位將赴越戰鬥的熱身行動。
   
   根據遠東研究分析所的推測和後來的分析也證明了此項分析的正確性。 1964年12月, 根據從中越邊界所拍攝到中國建設的新空軍基地照片顯示, 在軍機從邊界地區出發可以更方便地為越南提供最好的援助。 此外, 一個離邊界更遠的內陸基地的設備比上述的基地的設備多兩倍,此證明了那是一個特殊的空軍力量基地。與此同時, 把中國最新式的米格機放置在基地進展極為迅速。 此外,從越南十七度緯線以北至中國華南的地區多處安置了一種混合的雷達系統。1965年1月, 中越邊界進行了兩國軍隊的共同演習。 五月份,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批準發行一本關於對敵進攻戰術的分析冊子,內容與以往毛澤東所提倡的誘敵深入而殲之的戰術相悖。儘管內容沒提及越南的名字, 但分析卻暗中指出,中國會對美機進行反擊,不但它是出現在越南或越過邊界在中國的上空。
   
   
中國援越抗美(1964年--1965年)

   圖二、中國宣傳畫
   
   
   
   結果:

   
   作掩護的中國空軍部隊從未在北越出現過。 然而,處於華南地區的第二防線的飛機場也曾讓越南空軍用作修理和出發往北越作戰的基地。 此外, 1965年9月, 人民解放軍工兵和鐵道兵的營隊和對空部隊開始抵越。 他們的出現一直維持到1968年的年中才撤軍,那時美國總統約翰遜已放緩了戰爭的進度、減少轟炸北越和同意在巴黎進行談判。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北越出現之時, 美國空軍和在地上的中國部隊發生過連續不少的激戰。 中國人為北越修理被美機轟炸的橋梁、道路和從河內通往北部邊界的鐵路。 他們在越南西北地區也曾建立了一個較大的基地,包括飛機場和一條長五千英尺的跑道,一百座以上的樓房以及設於山坡上的各類防空射擊炮陣地等。
   
   
   評論:

   
   根據一些參與1988年12月於河內舉行、與美國學者討論關於越戰的研討會的越南官員所述, 北京曾承諾將提供保衛河內的空軍力量,但“在1965年6月對我們通告說不能實現那個承諾。” 那是北京政權內有重要改變的時刻。 在五月至九月期間, 羅瑞卿失職, 繼之是林彪發表了一本重要的關於游擊戰爭的書, 他反對羅瑞卿的積極進攻的戰術, 提倡推行持久、不太激烈的戰爭。 似乎對河內的援助已是從地面上的實際改為形式化。
   
   從1964年中國實行了其承諾和在1965年初又重提出的情況來看,遠東研究分析所的推測確為準確。 後來,美國的評估卻出錯了,因為中國領導人內部的意見分歧, 北京須重新評估是否應該實行那個冒險的行動。 對情況的判斷是根據那年春天所發生的一件具回避性的事: 1965年4月, 第一次發生了中國米格機攻擊剛執行完在北越轟炸後經過海南島返回的美機事件。 據美國所說,中國擊落了兩架美機。 但北京否定有此事發生,反而說是美機互相射擊導致墮機。北京的否定表明了其慎重的計謀,避免挑撥對方和戰爭昇級的可能性。 那時美國國務卿甸尼-露斯卡( Dean Rusk )曾發表說:“是否中國人將要參與這場戰爭, 而為何他們不干涉呢? 何時他們才參與呢 ?” 我回答說,儘管我們確信他們會參與,但我們仍不能準確地判斷何時他們要進入,因為它視乎他們的選擇,為減少戰爭昇級的危險和對他們獲得最大的政治利益而定。
   
   
   如此不能作出準確的評估說明了那是缺乏具有基礎判斷的錯, 那是因為他們只相信一個國家的行動的模式而不了解此國家的行政管理和對內的政策。 他們忽視了毛澤東是一個特殊又極為重要的人物。回顧歷史, 毛澤東曾拒絕與莫斯科合作,為共同援助河內的計劃成空,那可能才是真正的關鍵點,它解釋為何北京放棄中越雙方初時所達成的許諾 --- 使用空軍力量保衛北越。
   
   
中國援越抗美(1964年--1965年)

   圖三、中國宣傳畫
   
   
   
   補充說明 :

   
   在上所提及的研討會上,越南人極為痛苦地提到好似 “ 落在我們頭上的炸彈 ” 的事: 北京不遵守保衛北越上空的承諾。 然而, 他們承認,“ 我們將從不會忘記中國的援助, 我們是極為感恩的。” 他們說出了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抵越的最高人數達二萬五千人。 這些單位輪流替換,以便增加實踐戰鬥經驗, 由此, 那個數目與1979年《 人民日報 》提出的也相近,在三年內曾有三十二萬中國軍隊抵越服務。 ( 注一 ) 此報還說,“ 傷亡 ” 人數為二萬, 而另一個北京公開的消息說仍有一千戰士死亡和被埋葬於越南。 另一消息報道, 在越戰期間,北京曾宣佈曾有大約十架美機在中國上空被擊落。此數目也極為準確。
   
   中國援越的訊息,從地面防空部隊和其他人民解放軍的出現是透過美國從空中衛星拍攝到和從各種竊聽儀器獲取的。 這些中國軍隊,加上在越南西北的大型基地已經成功地阻止了美國意想進攻北越的戰爭。 可是如此實實在在的阻止沒出現於1950年。 那年北京告誡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但只是口頭的警告,並不是實際的派兵進入北韓。 實質上,這個阻止的重要意義已遙遠超越了河內實際上所得到的戰鬥援助。從後來解密的、華盛頓作出決定的文件中得到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援越抗美(1964年--1965年)

   圖四、中國宣傳畫
   
   
   
   總結:

   
   遠東研究分析所對中國對越南政治和軍事援助的戰略作了先知、準確的判斷,但對中國實行戰術的判斷是錯誤的。 錯誤的判斷是因為缺乏了解中國改變決定的內部過程, 而不是因為結合理論和實踐結果的錯。儘管從國家級人物的活動形式讓我們看到, 所形成的錯誤是在最後的一步, 它難以得到改正,因為它依賴以前所獲得的訊息。 再說在理論上, 北京固有形象的各種特色的因素和它愿意承受危機的心態是要被列入對中國作判斷的時候應該考慮的因素。
   
   
   嶺南遺民譯

   
   2010-05-01日 à Saint-Germain-des-Prés
   
   資料來源 : 湯馬斯-羅賓森( Thomas Robinson )和大衛-薩布格 ( David Shambaugh )編輯 : 《 中國外交政策: 理論和實踐 》(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Theories and Practice ), 牛津大學出版社 ( Oxford Uninversity Press ), 1996年, 第 514-517頁.
   
   
   
    注一: 《 人民日報 》,1979年11月21日第四版。 同時請參閱約翰-加維爾( John Garver )著: 《 越戰時期的中國威脅 》 ( The Chinese Threat in the Vietnam War ), 《 參數 》( Parameters ), 1992年春刊, 第7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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