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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语“西藏”的来历


   
满洲语“西藏”的来历

   
   本文观点并不代表满洲族人和西藏人的观点,特此说明
   

   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 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
   
   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
   
   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西藏”一词在《清实录》最早出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
   
   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
   
   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
   
   《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
   
   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可也。”《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
   
   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目今诡谋密计,买瞩藏番撤兵,仍将经制弁员送与藏番为质。”《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疆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时又说:“····
   
   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可见在这一时期,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呼也开始出现。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  
   
    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迄今还未见深入探讨。“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康熙皇帝还曾经把“卫藏”中的“卫”误会为《禹贡》中所说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说:“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
   
   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大概后来康熙皇帝也发现此说有误,故不再坚持。康熙皇帝还曾经把西藏地区直接称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军从噶尔丹的使者那里截获的噶尔丹写给西藏达赖喇嘛、第巴桑结嘉措、拉穆护法、乃穷护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开首处朱批“噶尔丹致西地书稿十四件”存档。《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话时又说:“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可一日少弛。····
   
   西地健壮者咸欲投军,南方则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众。”可见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区都称作“西地”。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wargi 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wargi 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wargi ba,意为“西面的地方”。承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王钟翰教授帮助将《清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戊寅条中的“得旨:‘依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一段的满文查出,此处的满文为:   suwayan tasha inenggi hebai gisurehengge ladzang jai bancan hutuktu wargi dzang ni geren miyao lamasa wargi dzang n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shan amban heseo emgi acafi wesimbuhe bade……seme wesimbuhede yabubuha:   
   
   这里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 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
      到雍正初年,随着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直接统治了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当时确定玉树四十族归青海,藏北三十九族归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四川和西藏以宁静山为界,宁静山以西属西藏,宁静山以东属四川,迪庆中甸属云南。后来“西藏”的范围还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是大体上以雍正年间的划分为基础。  
   
    不过,尽管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汉文文书中广泛使用“西藏”一词,但是似乎并没有正式确定划一过。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颇罗鼐时,仍封他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所颁银印的印文即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达赖喇嘛成年以前代理达赖喇嘛职权时,赐给第穆呼图克图“管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汗之印”时,印文上的满文将“西藏”一词仅用“dzang”一字对应,可见到乾隆时期满文对于“西藏”已经可以用“dzang”一个字来简称。至于私家著述,仍有记述西藏的书冠以“卫藏”名称者,如著名的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和琳所编的《卫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使用。   
   
   由于清朝将“卫藏”地区定名为“西藏”,“藏”成为“乌思藏”、“卫藏”、“西藏”称谓中的主体字,“藏”从本来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两岸的专用地名变成对整个“卫藏”的简称,以后遂有以拉萨、山南地区为“前藏”,以日喀则、江孜地区为“后藏”的习称。而且这一名词的制定,还对中国其他各民族对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称呼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民国时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称谓,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此,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信仰的佛教也被称为“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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