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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八旗制度考实


   满洲八旗制度考实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汊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此《会典》及《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能详。无庸反覆钩考矣。
   
    《武皇帝实录》:“辛丑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禄厄真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武录》文本明了,不明则附注,颇详原始。其后改修《高皇帝实录》,屡修而屡益不明。
    《八旗通志》:“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额真领之。至辛丑年,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原案云:“谨案是年为编牛录之始,嗣后设固山额真、梅勒辛京、甲喇章京等官。梅勒章京等名,自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始定,惟固山额真存。”)雍正二年,以八旗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非臣下所得用,改为固山谙班。兹谨按年月,于改定以后书新名,改定以前仍旧称,以昭初制。”甲寅年(《实录》作乙卯),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原注:“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每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五牛录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设固山额真一,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午录十六。”
   
   以上三百有八牛录中,有满洲、蒙古牛录,当是满、蒙混合之牛录;七十六蒙古牛录,则为纯粹之收编蒙古牛录。当设四旗时,牛录额真以上无统辖之上级官,知其初即以一牛录为一旗。后来牛录之数滋多,甲喇固山,层累而上,亦必不俟乙卯而始有上级之统辖,特至乙卯始勒定制度耳。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至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宗人府事例》封爵:“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案语云:“谨案:天命年间,立八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馀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不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东华录•太宗录》首:“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长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弟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 (清《国史》旧《代善传》载此事尽同。)
   据此,八和硕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齿为序而居最后。今考之《太祖实录》,则并无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号以前之劝进,已称由此四大贝勒为领袖,则以为建元时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赏典也。《东华录》所据之《实录》云然,仍以《东华录》证之:
    《东华录•太祖录》:“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中朔,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贴黄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前跪,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录》载此时已序大、二、三、四贝勒,则以四人为和硕贝勒,应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贝勒冠八旗贝勒之上,似四大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时八旗八和硕贝勒之事实。
    乾隆四年修定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大致与《东华录》同,而所叙四大贝勒,则更含混至不可通。《录》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八旗贝勒大臣。”此以“四大贝勒”四字当太宗,若不知太宗与诸兄合称四大贝勒者,愈改愈不合。
    《武皇帝实录》最近真相。《录》云:“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日误,应从后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虾为满语侍卫)厄儿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汉文博士之音译,后来 作笔帖式,亦此音变)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统称八固山诸王,固山即旗,当时自表尊大,对汉称王,对满称贝勒,原无差异,但系随意自尊,无所谓爵命。于太祖则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称王,皆随意为之之事。所叩贺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极之说。自此以下,更不言于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则于后此二年,时已当天命三年,直犯明边,袭破抚顺、清河时,称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从此常以此为称。则当天命初年,实于八固山中尤重视此四子,则确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无和硕贝勒一爵。盖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亲王之名,即仿明制。后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为十四等,等级较明为多,而待遇实较明为薄。明皇子必封亲王,且有国可就,亲王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开国八王外,例不世袭。迄光绪中叶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异之怡贤亲王也。封王无国,虽其降袭多贝勒、贝子两等,然皇子受封,或仅封公,而并不得贝子。虽亦旋有晋等,乃以示功过赏罚之权,无子孙必贵之例。此亦见清开国以后,能以明宗禄之病国为戒,自为长治久安之虑。而天聪以前之所谓和硕贝勒,实即后来之亲王,且即与国君并尊。此非详考不能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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