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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


   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

   
    一、满族早期医学与萨满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满族先民世代生活在东北地区,她和历史上许多民族一样,其文化和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出征、狩猎、采集、收获、喜庆,以及防灾祛邪(瘟疫),治疗疾病等都和萨满教相关。其中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祛邪治病尤显重要。满族的先世金代女真人,就有“疾病无医药,尚巫觋”的传统①。在没有医药的条件下,满族先民只能靠崇信萨满教来解脱疾病。以为人们生老病死,幸福灾难都受神灵主宰。而萨满巫师则是人神之间的中介。其职司或为与邪之相斗,祛疾攘厄;或许愿献祭,以悦其意,基于这种信念,凡家族部落人员生病厄疾;就求萨满巫师祈祷神灵保护,随之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就应运而生。有祭“祖神”,生了病邪,要祭神保佑;有祭“山神、河神”,求得保佑免遭猛兽所伤,及多获战果;有祭“禽鸟神”(鸦、鹊、雀),凡此类禽鸟平日静飞,主院宅、人马吉利。若舌闹煊天,迅速疾翔,必有灾情、瘟疫病邪之兆。有“还愿”祭,专为病魔缠身,久病不愈而设,祈祷神灵保佑,使病邪早日离身而复康,有“还索”祭,专为保护妇女,婴儿平安,使妇女生小孩后免遭夭折。上述各种活动,有的供食物,如祭猪、牛羊、粘谷物,蜂蜜等。有的崇拜图腾,如崇鸦为神,信鹊通天。有的立杆、索绳,裂纸。也有的由萨满巫师跳神祝词。其中尤以跳神和祭祖供物为权威。前者通常表现分两类,一类是专管祭祀的家萨满(家神),又称“包萨满”。一个族有一至二位,由本族荐贤任之,有男有女。其职能主持祭祀活动,祈祷全家或本族人,少得病邪,保护家族太平,故俗称“太平神”。“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不跳者也”。一类是专管为有病行医的野萨满(大神),又称“大萨满”。一个部落、自然屯一位或几位。平日不劳动,专以跳神祛邪治病为主,届时“跳神者,以铃系臀后,摇之作声,而手击羯鼓,祝词不可辨。”②通常行之黄昏或夜晚,以达其鹄的。后者多趋氏族头目或部落首领,表现形式比较复杂讲究。如《满文老档》载:“皇考,儿汗因身染疾恳乞皇考天之灵,佑儿速愈,何物可佑?俟儿痊愈。屠二牛,焚纸钱、尊皇考前言以祭之,再祭列祖列宗,保佑速愈。…屠四牛、治四十桌,大宴诸申,尼堪。”直至清初有了医药的端倪,满族人才“病轻服药,而重跳神。”③或跳神后,结合部分医药针砭术治病。如《满洲民族志》载:常于巫术之时,兼施杏仁、芥子、白苏、麻黄、栀子、元胡、二花、沙参等。以至后来萨满教宫廷仪式出现了专门医士,供献药材,这些都反映了满族先民对疾病认识与萨满教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满族先民早期所形成这种原始宗教信念,虽然今天看来多属迷信,但在当时与自然疾病做斗争中,客观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满族医学文化的兴起孕育了萌芽。
   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

   满族萨满教授采草药
   
   
   
    二、满族早期医学与萨满教的分离
   
    随着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建立,早期的宗教认识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社会发展的需要,满族医学也同其他文化一样,有了新的发展,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满族早期医学开始与萨满教逐渐分离,其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对疾病认识开始提高。从始尔哈赤时期起,不再单纯地依靠宗教来认识疾病。如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因诸臣及国人中嗜酒过度,告诫他们说:“饮酒亦何益哉”,认为“药之毒者,…虽苦口,能却病焉;酒之旨者,虽适口,能召疾焉。”④明确指出用药能治病,饮酒虽适口。但过度可引起疾病。这可见对疾病产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又如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针对国内人易患疔疮提出:“要是懂得医治疔疮的医生,可以医治,若不会治,不能治好不要医治。”并且进一步规定:“你不懂医治,贪得钱财而侥幸医治,人若死了。另外,若把其他的疾病诡称为疔疮医治,定罪。”十四日,皇太极对阿巴泰说:“若忽然动作,哪能没病。病若出,一使身体习惯动作病,什么病也没有了。”⑤这些论述证明满族对疾病的产生及其治疗、预防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至清初,满族人很快地吸取了中原文化,这方面认识几乎与汉族人同步,如顺治十六年上谕所云:“譬如赢弱之夫,病之初,尚在肤膜之间,中医犹能按脉而治,及耽日久,深入膏肓,虽有卢扁,救疗安施?莫能兴之。”⑥
    注重野生药材的采集。满族人世代居住我国东北地区,其地幅员辽阔,“其山风劲,气寒奇木,灵药应候挺生。”早在先民女真人时代,就有“东珠,鹿茸、老山参”之说。其中尤其是人参,它不仅是一种贵重药材,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著名的讨明“七大恨”誓书中就有一条反映明人越境采挖人参的,1605年明王朝停止交易,致使烂掉人参十万余斤,造成满族人经济危困。努尔哈赤为了挽回这一损失,抵制明朝经济封锁,创造出人参煮晒保存法,代替传统浸润法,为人参炮制做出了贡献。至于人参的药用,在早期所见记载不多,笔者仅见提取人参蒸馏水治疗皮肤病,如“你两牛录应把干馏的人参水,各送一瓶前来,以便治疗骆驼的癞疾。”⑦由于野生药材的大量应用,长期采集,致使野生资源缺乏,后发展为移植园参、栽培种参及参叶、参须药用,使人参成为今天人类预防保健,治疗疾病的重要药材之一,这一点在人参发展史上,满族做出了重要贡献。另有关东珠(珍珠),早期满族人用来治疗牙病。如《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载:额尔德尼回答努尔哈赤说:“因吾于有牙病,故乞索之,以研患处,所给之东珠。”其它还有空青石治眼病,奥利草治内伤腰腿病,艾蒿、百部祛邪疾。以及当地所产药材鹿角、虎骨、熊胆、麝香、蜂蜜、哈什蟆…百余种(见《宁古塔纪略》)。这些药材的认识与应用都丰富了满族早期医学文化。
    萨满祷告和医事活动同时出现。这时的医事活动中仍然残留宗教痕迹。有病请巫师用药无效者,即祝词祈祷。如崇德六年八月丙午,宸妃疾笃而死。皇太极非常悲悼,“致病,饮食顿,身体不和。是日午刻真,皇后、宫妃及诸王大臣陈设祭物,于神前祈祷。”⑧入关后一还有沿用,顺治五年九月“巫人萨海迎公主时,贝子博和托亦欲令其治病,遣从随之”。与此同时医事活动也在逐步兴起。《太宗实录》载,天聪元年起,“贝勒莽古尔泰,偶得微疾,是日辰刻疾笃,上率诸贝勒往视。”七年十月“上亲临视正黄旗固山额真总兵楞额礼疾。”九年正月“耿总兵官本人患疮病,又犯了。”十年正月“上以贝勒萨哈病久,甚忧之。谕之日:尔则不可强图速愈,若存此念,则病反日增矣。但当勤于调治以冀病痊。”这些有关活动,在当时是比较频繁的;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当时已经有了有关医药事项的满文记载,称药为Okto,医生为oktosi,有病治疗为“扎孤、扎孤”。
   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

    三、皇太极时期出现专职医生
   
    满族人早期的各种机构设施,几乎都源于努尔哈赤所创“八旗”制,初起以事系职,或官称职立,事简职专。至1625年迁都沈阳,沈阳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31年设内三院,及六部、都察院,才奠定了满族人有清一代统治机构,从所收集资料看,这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医政机构,但从一些活动中,可以推断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管理机构,并有医生多人。满族人随着八旗队伍征战,遇到疾病管理问题,有专门负责的医生,或数人组成的临时机构处置。
    最早出现的专职医生是伤科医生。《太宗实录》卷五载:天聪五年四月:总兵管额附佟养性部下,攻台中炮折足,皇太极闻之,“遣医往治”。后因日久,伤重一时难愈,皇太极下旨谕诸臣日:“若此者,尔等当亲视医疗,如不能治,何不早奏于朕,遣医治之。”文中提示皇太极非常重视外伤医疗情况。规定“凡士卒有伤则调治之,病则慰问之。”“重伤则重礼,轻伤则轻礼,记功行赏。”天聪三年“正黄旗苏鲁迈…面中枪,不退,上遣医视创,赐号巴图鲁(英雄)。”当然这里不排除皇太极出于“恩养”的政治目的,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外伤医疗发展情况。经过满族人不断实践,使早期的外伤医疗水平初具规模。
    崇德初年,出现了专门的皇家医生,如三年九月,医生武振恒治疗和硕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目疾痊愈,特“授为牛录章京⑨。如天聪至崇德元年,朝鲜国王李宗患病,皇太极“特命遣使俯赐问疾(其中包括御医)。”⑩又崇德五年四月,满族人硕詹从朝鲜归来,带来李宗奏疏曰:“至于(你国)使臣马福塔,通事道礼同病殁,京中(盛京)诸医言受慢毒。”当时皇太极召集身旁许多医生商讨此事,认为是慢性病发作,或有意加害而致死的,便以“慢毒”指问。李宗解释说:“本国内也未闻此术害人”,认为盛京“诸医”所云“大误矣”。文中多次所提的“诸医”,应是皇太极身旁御医,而且是多人,同时居住京城里。可见当时必须有一定管理机构。与此同时定约留其朝鲜王长子李注、次子李误及其他人员182名为人质。其中有“随从四员,医生四名(金吉礼、金玉礼等),通事三名”11,这些人为了侍护主人,留盛京“高丽馆”十余年。此间多次与京城诸医交往,并从管理这方面机构索取人参或其它药材,另从其政治,经济往来中看,可以推知已有专门的人员、礼仪、及机构。再者从与蒙古人往来中看,皇太极“每遣使至尔国(蒙古),尔以为来炎方,疑生疥癣,不容入室。”有关人员据理争辨说:“其尔之父母昆弟,今皆俱存无恙邪,岂皆以我使入境之故,而致死耶。”。12上述事实可证,当时有负责此方面的医政臣使,及其管理机构。
    顺治年间,医事活动的水平明显提高。表现为疾病分类称谓明确。如“足疾”、“婴风疾”、“风痰”、“痞积”“肾气虚寒”、“脾胃不调”等等,而上层人物询问病人,不再限于亲自“临视”,而是“遣医诊视”、“赐药饵”、“勉事医药”、“回京调理”、“回旗调理”等。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活动,是顺治十年六月,满族医生雷鸣德等诊治皇太后病,经过多次诊治,最后使“圣体康宁,中外欢庆”13雷鸣德受到加三等阿达哈哈番官、晋升一级的奖赏。而其他医生“方文英、刘国栋,张希臬俱加一级。”此次活动顺治帝三次特谕礼部,户部、吏部宣告病情,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使满族人早期医事活动达到高潮。为此,也有上层贵族提出异议,如礼部祠祭司郎郭一昆奏言:“皇上今一旦留意医药,虽无误政事,臣谓金石之味,不可以宜人。盖人有老少虚实,药有温凉泻补,倘用不得当,则养人者反足害人,从来帝王恒慎之。”又认为“区区草木之味,其益有限,何医药之足云也。”14顺治帝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有意“沽名”,命罚俸一年,降一级,调外用,从重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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