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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正反两个李元龙有感
·惭愧和荣幸——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申诉,不仅仅为我而写----我的申诉之一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
·辱人者,必自辱
·南辕北辙抓胡佳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硕鼠当春又新年
·我的“蜕化变质”
·党报还如此“讲政治”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清明时节泪纷纷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永不熄灭的烛光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我的申诉之七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党报如此“人咬狗”
·李元龙:我在狱中当“管教”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记者节”随笔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人权日:贵阳警察如此践踏人权——四名维权人士被“软禁”采访录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特殊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吗?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有罪的邓玉娇,为什么获得了“从轻从快”的发落?
·古稀上访"精英",是这样炼成的
·红军的绑票和借条
·给《辉煌六十年》做个减法、除法
·李志美收听“敌台”被枪决事件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抓捕赵达功扑灭不了《零八宪章》的火种
·从新闻报道看警察权的膨胀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啊?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一位麻风病致残者的辛酸劳作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共产党被“枪毙”与如此“口交”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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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来源:议报
    早在还是贵州省毕节地区那份中国最低级党报之一的日报社当记者之时,我就多次说过:如果我们的国家新闻自由了,没有报禁了,这家报纸是我个人办的,我需要众多自费订报的读者,那么,现有所谓的记者、编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将把他们辞退,因为,他们的文化素养,尤其是新闻素养,乃至个人道德品质等等,完全不适合作记者、编辑。
   
   总编虽是记者头,但其素质,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们不过是中共安插在报社,为中共把好“舆论阵地”第一关的守门员。这篇文章就不涉及所谓的总编们,本文就专门说说党报正式记者,特约记者,以及党报通讯员是采写新闻报道的奇招异术。
   

   刚刚调进报社的时候,我心里没底:“电大,成人高教,我的文凭,旁门左道弄来的,实在拿不出手。人家报社的记者编辑们,大多比我年轻不说,哪个不是科班出身,在我之前就干了多年编辑记者。我这笨鸟,光先飞不行,我还得多飞,才有可能不至于丢人现眼啊。”一两年后我才知道,当初,报社是有几个人想看我的笑话:“一个电大专科生,一个开车的司机,也想当记者?这记者编辑,不是长了个脑壳就能干得下来的!”
   
   可是,只干了半把年,我就发现,我把不少老记者都甩在后面了。第一年当记者,我的发稿量和领取稿费数量,都占据报社第一,使得原先第一的那个记者,也落后我一大截。而且,我的稿件质量,不仅得到了读者肯定,还遭致了几个同事的嫉妒。
   
   当时,我还不知道真实原因。我想:人家是老记者,有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的资本,当然用不着像我似的苦干傻干爬格子。
   
   谁知时间长了,我才发现:我原先“仰视”的这些老记者,感情都是些有名无实,写不成东西,或写出来的东西实在水臭的家伙啊。
   
   有一位,在报社较早有了副高职称,也就是说,这位已经是个“副教授”了。副教授做事很认真,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假如让副教授当会计,出纳,保管,办公室主任等,我相信更能发挥副教授天赋,副教授在这些行列会很出色。但是副教授的新闻素养很成问题,文字功底极其差劲,新闻敏感更是365天天“鼻塞”。副教授最爱在街上“戳”——我方方言,找寻——新闻,尤其是逢年过节,看见武警在街上巡逻,打扫政府大院,城管修复街上路灯,整几钵花摆放在街上等,副教授就会照几张具有“节日气氛”的照片,当作新闻照发在报上。
   
   有时候,副教授实在找不到新闻写,就来找我“分享”资源。有一次,我叫副教授去采访老年大学,副教授说,老者者、老奶奶到老年大学,是混时间,没什么好写的。我知道党报路数,就给副教授说,你采访些什么,怎样写等。如此这般弄下来,那年,副教授因为这篇新闻,得了个地区好新闻奖。
   
   副教授勉强写好新闻后,往往拟写不成标题,只好“不耻下问”,拿来找我这个初级职称的助理记者给琢磨琢磨。有时候实在不好找人,就自己勉为其难地弄。好不容易挤出个标题来,往往很“不像话”。比如这个:《倒天河畔晨练的人多》。有年记者节,我写了篇感言,原稿有句话:“忝列记者行列……”那天,这个版面正好是副教授值班,稿子只得给副教授编辑。第二天,报纸出来后,提心吊胆的我一看,那句话给“斧正”成了“加入到记者队伍……”我差点晕倒:感情忝列副教授宝座的副教授不知道“忝列”一词啊!知道内情的人还好,不知道内情的人,肯定以为,写这篇稿子的人,一定是个小学生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次,我写了篇“阴阳怪气”责问公安何以久久没有侦破一桩强奸杀人案件的言论稿。经部室主任“斧正”后发出来的稿件,与我的原稿基本观点有了本质变化,“阴阳怪气”没有了,变成了低声下气。好在,那篇稿子没有具真名,否则,我的脸,就丢大了。
   
   副教授写不了论文,英语也与我一样,就是个英语盲。那么,副教授的职称怎么来的?论文,不“求教”于剪刀和浆糊,英语不做文抄公,副教授亲自捉刀,根本过不了关。报社记者们的职称,绝大多数都这样得来。只有我这个死脑筋,和钱有仇的人,仅仅因为以作弊考英语为耻,所以,干了八年党报记者,发稿数量几乎年年都在前三名,各级新闻获奖证书一大摞,但一直只是个初级职称的助理记者。
   
   不琢磨新闻本身,却好琢磨所谓“政策”,也即琢磨党棍、官僚的喜好,以便争取到什么奖项。
   
   有一年,赫章某镇突发山洪,将一个拖拉机上的十来个人冲走。当时,一个“资深”记者恰好路过那里,回来后,就写了篇简短消息报道了这件事情。谁知,那死者里面,有好几个党员,甚至还有书记、镇长等“领导”。这下不得了,管他是否去抗洪救灾,管他此前是个好人坏人,在宣传部的授意下,一个以采访党员及领导“牺牲”在抗洪第一线的采访工程,就此铺开了。在这样的采访背景之下,这个镇的税收,计生,“鸡的屁”,所有的“靓点”,写张三的时候,都说是牺牲了的张三呕心沥血的政绩,写李四的时候,这些政绩,又跑到李四名下去了。与这些新闻形影相随的,是民间的说法:一死了,都成英雄了,不死,那某某某,某某,都被纪委调查,就要双规,就要吃牢饭了。
   
   那位资深记者,因此成了党报记者们嘲笑的对象,他自己也懊悔不已。他们嘲笑和懊悔的,也就是:山洪将一个全国好新闻奖冲到了这位的面前,这位却没有伸手去接,新闻敏感太差。说白了,就是党员、干部们都腐败透顶,这几个党员干部给洪水淹死,人死账清,最好隐恶扬善,借着记者之手,大笔一挥,将死人写成值得学习的抗洪英雄,一者糊弄一下读者,二者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何乐不为。
   
   党报许多“英模”,就是这样隐恶扬善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党国治下的学生,写作文、演讲的时候,个个信誓旦旦表示,学友有所成后,要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可是,凡是学有所成的人,没几个不孔雀东南飞的。某年,毕节日报当年一个副总编获得省好新闻奖的消息:某县某位清华毕业,又到英国留学两年的学生,为了“返哺”家乡父老,他拒绝了好多大城市,大企业的高薪聘请,决心回到家乡施展才华。家乡的官僚们一看,这可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证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吸引人才的好事。
   
   于是,前所未有的优惠条件出来了:你想到本地区任何单位、部门发挥,任由挑选。各位先大胆猜猜,这位选择了什么与所学物理专业有关的单位?你猜不到的,他选择的是宣传部。后来,他曾在毕节日报上发表过某某某部长到某县“调研”“三讲”,还是“三个代表”的百字豆腐干。其他党报记者看了,也对此颇有微词:写这样的文章,还用得着读清华,还用得着留学,象我们似的,读个大专,也绰绰有余了。
   
   牵强附会,置事实于不顾,只要党报肯刊登,只要能够“光中(共)耀主(子)”,党棍、官僚有所赏赐,许多新闻,就是这样给“策划”出来的。
   
   还有这样一个所谓获奖新闻:某个很不先锋模范的老农党员贫病交加,穷极无聊,连自己吃饭、抓药的钱也没有,更别说担当什么丈夫、父亲的责任。他十二、三岁的女儿为了活命,只好辍学捡垃圾卖。有一天,女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卖垃圾得到的,很可怜的几元钱给了父亲,让他去买点药治病。谁知这位“特殊材料”拿到钱后,既不买药治病,也不买碗面条什么的饱饱肚子,而是直奔村支书家,把钱交了党费。面对这样的新闻,我想,这收党费的人及其组织真是缺心又少肝,连这样的人的这样的党费也会收,也敢收。如果老头加入的组织是善解人意的,是具备起码的人性的,那么,它不但不该收老头的党费,相反,它应该从大家交的党费里拿出一部分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可是,这样的“新闻”,在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中共看来,也成了党员忠诚自己的佐证,值得在报纸上大力提倡。
   
   有一个某都市报报兼地区党报的特约记者,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万分肉麻加无限夸大的文字大歌大颂公安。他有一篇写某县派出所追捕一个杀人嫌凶的通讯,为了表现“保护神”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在文章里说,虽然没有办案经费,但警察们却发誓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云云。最令人称奇的是,在追捕过程中,那台非法用了二十来年的吉普车在距离县城十来公里的地方熄火了。接下来的情节是,派出所长走下车来检查一番,发现车辆无法修好之后,将袖子一挽,喊了声……
   
   我满以为,这位所长喊的是“追”,然后带领众警察弃车而去,徒步追捕杀人逃犯去了。谁知所长喊的竟然是“推”,接下来,他带领众民警,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居然就把吉普车推到了县城。无限拔高,粗制滥造,这位“特约”的新闻稿,大多如此。
   
   《面对三次病危通知书……》,是该日报2001年曾经登过的一偏歌颂某刑侦队长的通讯。其导语如下:一名战功赫赫的刑警队长,在攻克一起大案之后,却因积劳成疾而倒下,医院给他下发了几次病危通知书,他却不顾家人、战友、医生的反对,拔下输液管奔赴严打最前线。
   
   此文登出不久,我即在电话里,或其他多个场合听到不少人对这篇新闻的置疑。综合起来,人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一个几乎两只脚都踏进鬼门关的人,他还能完成打黑除恶这样的艰巨得不能再艰巨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和精力的任务吗?
   
   2、如果这位刑警队长的病情完全属实,那么,他对自己完成如此的任务有信心吗?他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没有拿下作案者,而是被作案者拿下了,他的以病弱之躯干严打,是不是一种对人民生命财产不负责任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3、他本来就是装病养生,严打来了,他将此看作“火线升官”的好时机,所以,他当然对自己以“病危”之躯也能挟泰山超北海充满了“信心”。
   
   4、他的领导们也太无心无肝了,属下病成这样,还眼看着他望鬼门关里跳。
   
   我知道的,毕节日报类似的新闻还有,诸如病死在讲台上,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 “我的课还没有上完……”;病死在治疗室,临终最后一句话是“病人还等着我看病……”;任由歹徒砍杀,也要保住“国家”几万元钱的姑娘,等等。在以人为本好歹成为公开口号的今天,上述“新闻”也太与时不俱进了,并且,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象雷锋时代那样好愚弄,所以,2003年,本地区公安局出台了个“从优待警十三条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提倡民警带病坚持工作”。
   
   就这样的“记者”,他最爱吹嘘的,是他的发稿量如何在毕节地区数一数二等等。他每年开记者年会时,都要在会上说:你们不能登我们地区公安的任何反面报道,否则,我就当不成你们的特约记者了,我们这一大块新闻资源,你们就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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