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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 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 ,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 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约18000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6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 说,从1月5日到8日,先后三天有400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联向省委的报告 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 338次,发现有142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发生184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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