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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中国心:《郭国汀自传》第六章

永恒的中国心:《郭国汀自传》第六章

   郭国汀著

   (上)

    “不管祖国受到什麽创伤,不管它有多麽严重,都有医治的办法;而且办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里。因爲我相信这一点,我才能忍受我周围的烦恼,忧伤和侮辱。”

    ──泰戈尔(印度)

    我热爱家乡,热爱中国,爲生爲一名炎黄子孙而感骄傲和自豪,爲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历史所感,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所醉,爲祖国锦秀壮丽的河山而动,时有爲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力拼搏之激情,更有当今之世振兴中华舍我其谁之豪情,然而我并非天生的爱国者。

    儿时目睹的诸多屈辱事,少时身受的许多不平事,青年时期蒙受的不少悲愤事,使我大有去国离乡闯荡天涯之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从幼稚园始,直到大学毕业,虽然学业成绩优良,都从未当过‘学习委员’之类的‘干部’;在中学大学时代,虽身爲国家二级田径运动员,校田径队主力队员,各项体育运动的热心人,却无缘担任‘体育委员之类的官’;加入‘少先队’,我是首批;参加‘红小兵’,则是最后一名;直至高中毕业之际,才成爲‘红卫兵’;共青团则是在上山下乡,义务管理了200棵果树,付出脱了几层皮的艰苦劳动之后,方被恩准。我唯一的当‘官’经历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但该[官职]却是伤我最深的邱声岚老师封的(直到考上大学,我才原谅他!)若说我从未有过当官之望,那是假话;如果说我不是当‘头’的料子,那并非实情;尤其令我心灰意冷,悲愤绝望的是,1987年、1991年两次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却两次因政审中“此人思想反动,不宜从事涉外工作”的结论,而被剥夺深造之权。

    我不喜欢,或说厌恶那些整人、压制人者,那是千真万拒确之事,不满中共诸多慌谬绝伦的政策、观念、做法,倒也是事实,但我从未怪罪于祖国。既然国内各大学院校均我于门外,那可怕的,不爲当事人知晓内容的档案,如幽灵附影随行,使得长期唯命是听的人事部门官员,见我如遇蛇蝎,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敢用我。是故,出国留学成为我唯一的选择。可却连续二年被剥夺考托福之权!连续四年被剥夺考司法部赴英国进修之权!

    1993年2月25日,我只身飞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处理一起国际商事仲裁争议案,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几乎所有亲朋好友异口同声“机会难得,不要回来了!”由我担此重任,是当时的侯立主任力争的结果。司法厅长、政治处处长,许多关心侯立,也关注我的好事者,几乎衆口一词:“让郭国汀出国,他肯定不会回来,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侯立却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我们都是干大事业者,我们的事业在中国!”苏询在《御将》中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应当说,侯立作爲中国律师中的帅才,是很懂得御将之术的,他对我既有信又有智。我虽自以爲是名贤才之将,岂能逃脱之。其实,赴加之际,我在思想、心理、物质方面均已作好从此一去不返的充分准备。

    当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登上飞往日本东京的波音747国际班机,直至飞机离地起飞后,一颗悬挂在半空中的心才算落下,看来准许我出国不是做梦。试想想,一个连考试资格都被剥夺,连深造都不准的四等公民,竟然可以昂首挺胸跨出国门,当时那种欣喜之情实难于言表。望著窗外的云海,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天宇,我思绪起伏,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一桩桩、一件件……

    六岁那年结束了我的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一年级开始,每学期入学都得填政审表,家庭出身:地主。政治面貌: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从此我再也不敢把表格给同学们 看。每每自渐形秽,在人前擡不起头来。每当小朋友吵架,就有人骂“地主仔!”那种矮人一头的感觉,逼使我夹著尾巴做人。班干均是贫下中农子弟,诸如,打铁的、伙房的、看门的、小贩的子女。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盛极一时,可苦了我们这些[黑九类]子女。

    从小学三年级始,每逢春耕、夏收夏种,我们都得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插秧、割稻什麽的。当时的班主任邱声岚老师是个刚从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人,满脑子政治、动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时不时批判这思想、那主义的,说是要把政治空气搞浓浓的。他封付班长修斯龄为“阶级斗争的小闯将”、班长郭秀珍为“革命的老黄牛”。”我们班在邱老师的熏陶下,个个都是写批判文章的能手。当时的批林批孔,什麽贫下中农学哲学、批孔夫子、工农兵上讲台,在我们班都搞得红红火火。 游联章副班长写了篇“红小兵学讲哲学”的文章在福建日报刊载,很是风光了一阵。

    一日,邱老师在讲台上语文课,我却在台下画了一艘军舰,在我埋头作画之时,同桌的“阶级斗争小闯将”一把将我的画夺过去交给老师,邱老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回过头继续他的板书。我心想坏了,这军舰画得不够好,于是我又专注地画了一架战斗机!此时邱老师冷不防走到我身边,抢过画页,一把将我拎上讲台站立一边。接著邱老师发表了一番令我惊心动魄的演讲:“同学们,现在召开现场批斗会。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今天发生的事,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郭国汀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后代。他丑画解放军、军舰画得歪歪斜斜,还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改悔,继续画飞机。好在现在已经解放,如果在旧社会,他肯定是坐看国民党的军舰,开著国民党的飞机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年仅12岁的我,可怜站在一旁只有落泪的份。邱老师的这番话,可把我吓坏了,此种当衆羞辱,对我那幼小、单纯的心灵伤害之大、之深,可想而知。从此我不再拿画笔!同时,我对邱老师恨之入骨,暗暗发誓一辈子不理他。可事后不久,一次考试我语文、数学得了双百!邱老师当即封我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这可是我在整个学生时代当过的唯一的[官]呵。余以爲:爲师者,爱生是本份,激励、鼓励学生进学是正道,断不可以貌取人以势压人,更不可轻易伤学生的自尊。尊师爱生,师道尊严,应是相互的,惟有爱生,方能获得尊师,师不爱生 而生尊师者,未尝闻也。平心而论,邱声岚是个颇有才华的老师,讲课生动活泼,课外活动亦搞得有声有色,班上同学大多能言善辩恐得益于他不少。1977年恢复高考后,班上同学们皆拜他爲师补习。唯吾偏偏从不求教,故同学们一个个都考取大学我则连续考了四年方成。而邱老师如今已成爲省重点长汀县第一中学的副校长。

    转眼间飞机已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望著富丽堂皇的候机厅、洁静明朗的休息室,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不暇接,叹爲观止。在成田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我又登上由东京直飞温哥华的日航班机,因我不吸烟,幸运地被安排坐头等舱,身边坐著一位前往温哥华旅游的幸子小姐,她长得清纯可爱,身材苗条婀娜,声音轻柔可人,举止大方端庄。她以爲我是日本人,用日语问候我。“I am Chinese.”我只得用英文答话,她说她正在学汉语,很喜欢中国,我们便用英语谈起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山川河流名胜等,不知不觉已近夜间12点。一路上日航空姐服务殷勤有加,笑容可掬给人以温馨、宾至如归之感。不一会幸子小姐困了,我便戴上耳机听轻音乐,正当我也想入眠之际,偶看机窗外,曙光万丈已是白天来临,顿时睡意全消,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初一时,正值文革高潮,小学办起了初中班,真是冤家路窄,邱老师又成爲我的班主任。一日全校举办乒乓球选拔赛,结果我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可集训名单一下,偏没有我这个冠军。毛泽东专权那个年代,不但[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且因爲你出身被认爲“不好”,人们就名正言顺地剥夺你升学、参军、招工、入党,甚至参赛的资格。我成了没有权利可言的四等公民。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甚至从未见过祖父,可他却可以影响决定我的一生。再说父亲明明是国家干部,爲何我的家庭出身非得填地主?真令我深感迷惑不解。

    我家世代经商读书,太曾祖之父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家乡龙岩市郊盖了占地近五亩的深宅大院;太曾祖承祖业经商于江西、福州等地,后经营失败,回家吃老本;曾祖是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后因染上抽鸦片,结果卖光了祖遗産业,使家道中落;祖父念书至13岁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商店当学徒,后升爲店员与人合股经商,发了点小财在家乡买了九亩地,父亲也得以求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29年红军在龙岩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祖父因是九亩地的地主竟成为斗争对象,结果九亩土地被分给农民耕耘,祖父则逃往厦门、漳州一带经商直至[解放]。1954年龙岩进行[民主补课],对于在1929年未被斗争清算的地主重新进行民主补课,结果祖父被评爲地主,房産均被没收,尽管他自1929年始,从未收过分文那九亩地的地租,按土改法根本不能再评爲地主;父亲不服,写了一份申诉书给龙岩县政府,却招来“爲地主阶级翻案”的罪名。这顶地主帽子一戴就随祖父入西天,并由我全家人继承直至1982年,龙岩县政府一纸公文宣布撤销 1954年之[民主补课],祖父的成份被改爲中农。然而这顶地主帽子,使得父亲自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官越当越小,由科长降为股长,竟于1971年被扫地出门。可怜他堂堂大学生竟被赶回家乡当了一名靠进城挑大粪维持生计的农夫。兄姐六人的升学、招工、招干、入党全大受影响。别人下乡两年便可招工、参军、入学,而我的兄姐最短的下乡五年,最长的近十年。惟有我赶上末班车,算是不负衆望杀出了一条血路。若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务实理论,也就没有郭国汀的今天(南郭注:我个人对邓小平始终还有点好感,虽然上大学受教育权原属每位国人不可剥夺的天赋基本人权,然而毛泽东专权的荒唐至极的年代,黑九类子弟几乎被彻底剥夺了一切权利。至于邓小平在八九民运中犯下的滔天罪孽另当别论)。

    吾以爲以出身论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谬的,以阶级成份来划分好人、坏人、朋友、敌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无根据。富人中有很坏的、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实,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杰、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陈家庚是个典范,他倾其所有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对中华民族之巨大贡献岂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伟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流芳百世当不爲过。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近代之梁啓超、谭嗣同皆可佐证,今之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均投钜资办教育,可谓善矣,而最近四川大地震出现的陈光标先生亦是富人中的大善人。穷人中当然也有许多志士仁人,爲祖国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穷人出身的战士、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英勇献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南郭注:这段话中共长期灌输的党文化在南郭身上留下的印迹明显可见,为保持历史原貌兹不加修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穷人中的坏蛋,坏起来比任何恶棍有过之无不及,象杜月笙、黄金荣之流,早年也均爲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后靠横、狠、残、骗、刁发家致富。吾以为贫穷而不安分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故,吾以爲人类的好坏、善恶,并非天生的,也非由于家庭出身,而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教育。 一般而言,越有知识、文化者,越善良,盖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摆脱兽性。知识份子及广大的各界精英人士,无论其是否有学历或学历高低,才是国家的栋梁。可谓 360行,行行出状元;虽然不能排除少数知识份子亦有败类,但岂能因噎废食以点否面。毛泽东之“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论,真是荒谬绝伦!实际上,翻开[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履历,不难发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大多是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且大多是知识份子,毛泽东自己承认出身于富农家庭,周恩来、刘少奇皆爲大地主家庭出身,张国涛、李维汉、章伯龙、陈独秀、瞿秋白、董必武均爲富家子弟,陈毅、朱德、彭真、彭德怀、林彪均是有产阶级家庭出身。根源在于他们有条件受教育,受教育后方有知识、有文化;有知识、文化后才有思想能知书识礼,可鉴古论今,能比较、鉴别、分析、总结,进而知真假、辩善恶,识好、坏。纵观中国近代革 命史,莫不发现革命运动的萌芽皆源于学生运动,而学生们又直接受导师们的点拨,惟学生们有文化、有思想、无负担,固能奋不顾身,担起革命先驱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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