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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误导了中国人对西藏的了解

尷尬的翻譯
   ----談談《西藏和西藏人》中文版的翻譯
   
   丁一夫
   

    在西藏問題上,有不少中國讀者想不通,為什麼西方社會的民眾,男女老少一致地支持達賴喇嘛,要和中國政府過不去。每每讀到這樣的抱怨,我就想說,因為中國人讀的書和西方人不一樣。
   
    中國人和西藏的交往,有悠久的歷史,可是由於自然的隔閡,漢藏民眾長期來互相並不瞭解。在辛亥革命前的漢語文獻中,幾乎沒有對西藏政治和社會作出全面詳盡 闡述的著作。清朝的最後兩百年間,清廷向西藏派出了148位正副駐藏辦事大臣,還有幾倍於這個數量的助手、幕僚、文書、僕從和警衛,但是歷經兩百年,除了 給皇上的奏牘摺子一類文字,竟沒有留下一部讓內地民眾瞭解西藏的像樣著作。由於西藏的封閉政策,那個時代只有這些人能夠自由而安全地前往拉薩,但是他們都 視駐藏為苦差,沒有一人願意長期在西藏生活,生活在藏地卻不學藏語藏文,在主觀上也不想對藏地社會進行考察和記述。在他們留下的日記筆記文字裏,藏地是蠻 荒之地,藏人則是一些骯髒、愚昧、野蠻 、落後得不可理喻的人。他們對藏文化歧視隔膜至此,一般內地民眾,對西藏則更是一無所知。
   
    從十八世紀開始,西方開始了對西藏的探險。西方探險者不僅要克服高原的自然障礙,更為困難的是面臨著西藏政府的封閉排斥政策。從十八世紀末的喬治·波格 爾,到二十世紀的義大利藏學家圖齊,一代一代西方學者以探索西藏高原和藏地社會為人生事業,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們大多有博物學、人類學、宗教學等訓練,具 備專業理論和方法,對西藏的自然和社會進行系統的觀察和記錄。他們中有些人最終也沒能到達聖城拉薩,有些人卻得以在藏地生活多年,甚至最終融入了藏人社 會。他們留下的著作,至今是藏學界的經典。
   
    辛亥革命後,西藏的對外關係有了明顯的變化,藏地社會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艱難地尋找出路。於是,有一些內地人和西方人最終得以進入西藏,來到拉薩,甚至生 活在拉薩。1933年,國民政府特派黃慕松使藏,留下了《使藏紀程》,1934年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著有《西藏紀要》和《拉薩見聞 記》。坊間流傳一些和藏地藏事有關的著作,如朱繡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記》,劉曼卿的《康藏軺征》,陳渠珍的《艽野塵夢》,釋法尊的《我去過的西藏》和《現 代西藏》等等。但是,這些著作,無論是觀察記述的詳盡準確,還是分析評論的公正中肯,其學術水準和歷史價值,都無法和同時期西方人如查理斯·貝爾、休·黎 吉生、麥克唐納等人留下的著作相提並論。
   
    於是,儘管很多中國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土地,說到西藏社會,言及藏人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組織、政府機構、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那還是得閱讀西方人寫的藏學經典。這種局面至今沒有改變。
   
    可是,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沈宗濂和柳陞祺的用英文出版的著作,《西藏和西藏人》(Tibet and the Tibetans)。
   
    1944年,蔣介石委派沈宗濂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主任的名義前往拉薩,沈宗濂帶領十餘隨員和家屬走馬上任,其中有他的英文秘書,後來的藏學家 柳陞祺。沈宗濂在西藏待了一年多,柳陞祺則一直待到1949年,在西藏生活了整整五年多。“沈宗濂在拉薩一年多,僅忙於對各方酬應往來,聯絡感情。”(柳 陞祺《向昨天告別》)國民政府的駐藏辦事處,已經沒有清朝駐藏辦事大臣在名義上的權力,其起因是,清廷末年急於加強對西藏的控制,不顧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強 烈反對,於1909年派川軍入藏,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誰知不久辛亥革命事起,入藏川軍先是內訌,後又燒殺騷擾百姓,最終被全數逐出。這段經歷使 得藏人上下對清廷那種帝國的單邊傲慢有刻骨銘心之痛,於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宣佈西藏獨立,不再依賴中國的保護。從此以後,一直到1951年解放軍入藏,西藏 就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
   
    可是,沈宗濂的英文秘書柳陞祺卻在這段時間裏對西藏社會和文化產生了興趣,作了很多觀察和研究。1949年以後,沈宗濂去了美國,於1953年在斯坦福大學出版了他和柳陞祺合作撰寫的英文著作,這就是《西藏和西藏人》。同一年,海因里希·哈爾出版了著名的《西藏七年》。
   
    《西藏和西藏人》是面向一般讀者的普及性著作,並沒有打算寫成學術著作,這卻是第一本有中國人撰寫的,具備當代學術價值觀的重要著作。同時,由於作者在寫 作此書時候的官方身份,此書尤其引起人們的重視,正如華盛頓大學遠東和俄羅斯研究所的喬治·泰勒在此書初版序中指出的,此書是共產黨佔領以前的西藏的最後 陳述。
   
    可惜的是,這樣一本書,出版以後半個世紀,被人們一再引用,而中國人自己幾乎無人知曉。留在國內的作者之一,該書的實際執筆者柳陞祺先生多年來也從不提起此書。
   
    就這樣過了53年。在柳陞祺先生以95高齡去世以後,此書終於由柳先生的女兒柳曉青女士親自翻譯成漢語,由柳陞祺先生的學生,藏學家鄧銳齡先生審訂,藏學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了漢文版。
   
    柳陞祺先生的英語順暢優雅,此書本不難翻,可是筆者流覽了新出的漢文版,仍不得不為譯者的為難和斟酌而歎息。說起來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那就是 怎樣翻譯此書原著中的Tibet和China。
   
    學過英語的都知道,Tibet通常翻譯成“西藏”,雖然現在的藏學家都知道,英語中的Tibet其實和漢語中的西藏差別很大,為了防止誤解,嚴謹的學術著 作幾乎都要對這兩個概念作一番解釋,但是將Tibet譯成西藏是約定俗成,問題不大。而China翻譯成中國,幾乎是一種規定,不翻成中國難道還能翻成別 的什麼?
   
    可是,此書寫作的時候,正是辛亥革命到1951年之間,西藏政府驅逐了清朝的駐藏大臣和入藏川軍,宣佈獨立的時期。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裏,西藏和中國之間 發生的關係,就是兩個獨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西藏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派代表出席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以圖解決邊界問題,1933年西藏和中國在金沙江附 近發生邊境衝突,有過一次局部戰爭,最終簽訂停戰協議隔江而治。1951年解放軍進藏以前簽訂十七條協議,也說明了同樣的事實。該書作者被國民政府派往拉 薩,顯然已經不同於清朝兩百年裏派出的駐藏大臣,而更接近當代國與國之間派出的大使,“僅忙於對各方酬應往來,聯絡感情。”正如當代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德 斯坦在《雪獅與龍》一書中表明的,這個時期,是西藏“事實上獨立”的時期。這一史實,國際藏學界並無多大爭議。
   
    可是,這一歷史事實卻和中國政府現在加于中國學者頭上的緊箍咒,“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相符合。於是,Tibet 譯成西藏、China譯成中國就有了問題,因為敘 述西藏和中國發生了兩個獨立政治實體之間發生的關係,就和“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產生了邏輯上的矛盾。這是 很簡單的道理,一個國家內部的一部分,是不會和這個國家發生外部關係的,就像江蘇省不會和中國發生外交糾紛一樣。
   
    於是,中文版的讀者也許不知道,譯者不得不在譯文裏對這兩個名詞作了靈活處理。
   
    在涉及西藏和中國的關係時,譯者把一個單詞“Tibet”翻譯成“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西藏行政當局”,等等,“西藏”這樣一個原書作者曾與 之打交道的獨立政治實體,經過譯者手上的修飾,就符合“中國的一部分”了。同樣,一個單詞“China”,有時候翻譯成“內地”,有時候翻譯成“清政府 ”、有時候翻譯成“中央”,如此轉彎抹角,也是要把“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說成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中國的一部分“西藏”和中國的另一部分“內地”或 “中央”打交道,邏輯上才說得通了。不過,如此一來,這還能叫翻譯嗎?
   
    翻譯的第一原則是“信”,是準確地傳達原作的意思。可惜中國譯者的“信”不得不屈從宣傳部門的戒律。中文版裏有一句話說,“191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返 回西藏,發表了所謂的獨立宣言”。這一句裏,“所謂的”三字,是譯者憑空加上去的,這三個字就把原來對一件史實的中立陳述,變成了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加以貶 斥的政治表態。
   
    還有一些地方,加減字的方法也難以削足適履,中文版乾脆跳過不譯。在?述元朝的蒙藏關係時,原作介紹了蒙藏之間的“施主-帝師關係”(The patron-chaplain partnership)。在講述西藏歷史的時候,藏人經常強調歷史上西藏和東鄰大國之間存在這樣一種關係,而不單純是“朝貢國”或“保護國”的關係。藏 人認為,西藏和中國皇帝之間的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清朝結束。正因為這種關係的存在,就不能簡單地說西藏歷史上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國政府有關 西藏歷史的宣傳中,從來不提這種特殊關係的存在。於是此書中文版在幾個地方就刪掉了這方面的陳述。
   
    再舉一個例子。中文版第73頁有這樣一段話:
   
    “1911年以來,拉薩一直保持著一個不同於內地任何地方的行政機構,有自己的貨幣和關稅,有自己的電報和郵政服務。甚至有自己的軍隊。拉薩當局親眼目睹 了內地的悲哀,從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以來,內地陷入持續的戰亂,廣大人民因此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使拉薩當局認為,政治上對中央的依附有些得不償失。 ”
   
    此書譯者也許應該知道,這本書的英語原著在西方大學和普通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已經放了半個世紀多,它的讀者如果讀到中文版的這段話,憑著記憶印象就可以斷定,原著裏是不會這樣說的。原著這樣說:
   
    “1911年以來,拉薩實際上享有充分的獨立。它有自己的貨幣和海關;它經營自己的電報和郵政;它維持著一個不同於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官系統;它甚至擁 有自己的軍隊。在政策上,拉薩經常表現得更為獨立。它看到,中國在1911年建立共和國以後怎樣陷於戰亂,人民怎樣受盡苦難。拉薩相信,政治上依附於中國 弊大於利。”
   
    中國人難得寫了一本有關西藏的好書,可惜不得不翻譯成了這個樣子。一般中文讀者,自然不會想到原著原來本不是這樣的。
   
    十四世達賴喇嘛說過,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又說,為了西藏人民自己的利益,他現在不再訴求西藏的獨立,而追求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高度自 治。這就是真正的聖者和智者,他能夠坦然面對歷史,也同樣坦然地面對現實。而一個大國,在小小一本書的翻譯上,卻不敢面對歷史而只敢悄悄地做手腳,用強權 來推行愚民政策,這其實反映了它在現實政治面前缺乏起碼的道德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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