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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三弟

   我 家 三 弟
    ——王亚法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我排名第三,上面两个姐姐,儿子中我最大,下面一个妹妹,接着是三个弟弟。
   文革期间,我以下的四个弟妹,除最小的四弟读小学外,其他三位,都去了

   农场或插队。
   几乎是同一年,妹妹去贵州插队,大弟去黑龙江兵团,三弟去了黑龙江密山农场。
   我现在能体会到,当时父亲被政审,母亲为了送三个孩子下乡,是多么的艰辛。
   三位弟妹所受的苦难,和他同时代的青年一样,罄竹难书,可怜这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虽被称作“知识青年”,却无知识可言,自己受的苦难,又无法用文字向人诉说。其中虽有能舞文弄墨者,一经出名,被囊刮进作协,就此噤声,甚至昧了良知,粉刷盛世,忘却自己昔日所受的苦难,忘却同辈人的血泪嘱托,忘却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忘却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大任……
   那个时代,那辈人的血泪故事太多了:有的小小年纪充当戌卒,在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站岗放哨;有的在烈日下终年挖土,而报酬只有人民币五分钱一个工分;有的为了进工矿,被大队书记强奸而忍声吞气;有的为了换份轻松工作而随意婚配;有的为了搞病退而自残肢体……斑斑血泪,惨不忍言。
    那些令当青年无法想象的往事,蘸尽三江之水也书写不完……
   而区区的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故事。
   我家三弟,是四兄弟中长的最帅,最聪明一个,偏偏时运不济,做了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被送去黑龙江密山农场。
   记得临走前,我陪他去南京路中百一店买东西。在路上他跟我说,大哥你工作好几年,一直把工资交给母亲,为家中开销,我到农场赚了工资第一就给你买只上海牌手表。我说不用,为了你们几个插队,母亲已经借了不少债,先让她还债要紧。
   送三弟上火车,是在上海老北站,宝山路虬江路的月台,因为那年头,天天有知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平时不用的老月台也忙碌起来了。
   记得那天送走三弟,转身看见一个八十多岁,握着拐杖的老太太,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个中年妇女上前问:“老太太,为什么哭呀?”
   旁边一个女孩子说:“她孙子到黑龙江去了。”
   中年妇女大概是街道派来欢送知青的,用时髦的语言安慰说:“孙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光荣的事呀!”
   老太太擦着泪,用宁波话说:“断命光荣,杰拉阿伯(他爸爸)是我独养儿子,被斗杀了,我只有一个孙子又到黑龙江去,哪能活啦……呜呜……”
   哦,老太太的的独生子被批斗死了,唯一的孙子又去了黑龙江,难怪她哭得那么伤心。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时我是怎样想的,也许我有一霎那的同情;也许我觉得老人家思想太落后,没有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精神;也许我麻木不仁,更本没有反应……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可是现在我可以呼唤了,我呼唤杜甫,告诉他,“三吏三别”在那个年是逊色的;我要呼唤王仲则,告诉他,那个年代才是真正的“衰世”!
   杜甫和王仲则已经长逝,可叹的是那些目睹这个黑暗时代,甚至亲身经历的文人也死了。
   杜甫和王仲则死的是肉身,而那些人死的是良知,死的是灵魂,而他们的灵魂和良知是参加作协后死的。
   三弟刚到密山不久,给家里写过几封来信,以后就没有信息了。
   那时候母亲急得团团转,全家人到处打听三弟的消息,后来终于知道,三弟被抓起来了,送到黑龙江一个叫保安沼的农场劳改,判刑三年。
   三弟劳改了,他才只有十六岁,一个十六岁的“知识青年”,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时候母亲日夜睡不着觉,父亲在审查,三弟被判刑,二弟、大妹,一个在黑龙江兵团务农,一个在贵州插队。母亲决定上黑龙江弄清究竟,但家中一贫如洗。要去黑龙江,哪来盘缠。幸亏那时我刚满师,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14型自行车。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后,把车子卖了,作为她去探望三弟的川资。
   母亲一去两个月,一路辛苦无从表述,她从农场到监狱,向各路领导磕头求情,最后见到三弟,弄清真相:
   原来和三弟同去的同学里,就有两派不同观点的同学,彼此间积怨很深。三弟人长得帅,有位一起去的女同学,在生活上经常帮助他,帮他洗衣服,感情很好,她日后成了他的夫人。
   你想,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去了千里之外,离开爹娘,生活没人照顾,其生存状态可想而知,于是有对立派的个别调皮的同学也把脏衣服扔给那位女同学洗,理由是你能给他洗,就能给大家洗。
   矛盾终于爆发了,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斗知道,在那个不斗行吗的时代里,青年人之间的械斗视家常便饭。械斗的结果,是三弟动用斧子砍掉对方的半个耳朵。后来知道,密山农场的当地人,都是闯关东来的,民风纯朴,几十年来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打架的事,自从来了这群上海知青,社会风气大坏,为了杀一禁百,农场领导决定把这事作为典型,将三弟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判刑三年,以禁后效。
   知青回城那年,我三弟回来了。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我当年的三弟了。他神情大变。一见面就说:“大哥,我对不起你,手表没有给你买成,反让你把自行车卖了。”说完放声大哭。
   三年的监狱生活已经把他的精神整垮了,他经常自言自语,有时整天不发一言,有一次我和他出去,他突然追上一个走在前面的外地人,愤怒地揪住他的领口,然后又把他放了,接着放声大哭,弄得过路人莫明其。我问她究竟,他说在监狱里,曾四肢反吊,被毒打一天一夜,昏过去了四次,他记住了打手的脸,发誓一定要报仇。
   我很想知道三弟在监狱里的苦难,但是每当提起,他就要大哭一场,为了不刺激他,以后我就很少提了。
   我只记得他说过的一件事,她关押的东北的保安沼劳改农场,是一个专门关押广东籍犯人的地方,因为东北严寒,南方人禁不住寒冬,没几年就会死去。他曾听一个老犯人说,自他六十年代初来这里,已经记不起扛过多少个死人,只记得,那块埋葬死人的坟岗下,已经挤压了好几层尸体……记得当年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小心地环顾四周,生怕被人听见,还再三叮嘱道,这是机密,释放时写过保证书,不能讲出去的。
    好多年前,三弟又犯病了,我去探视。三弟妹说,今天是我惹的祸。原来上海人有个习惯,每逢夏天,太阳好的时候,要把冬衣晾出去暴晒。弟妹在箱子里发现一条有尿迹的床单,就拿出去晾了,三弟回家看到,一下神情大变,又哭又跳,语言反常。原来他坐牢时有位难友,也是知青,两人睡一个炕,就在旁边。
   白天他俩在田里服苦役,保安沼是出产东北优质大米的地方,但犯人们经常吃不饱,正逢割稻的季节,那人饿得慌,偷了不少生谷,用手搓掉硬壳,囫囵咽吞下去,也许吃得太多,第二天一早死了,临死前撒了一泡尿,沁湿了三弟的床单。
    前次回国,我去三弟家,看见他和一个少了半边耳朵的人在喝酒,三弟介绍说,他就是当年打架的同学小李。
    小李看见我,感叹地说:“大哥,当年我们不懂事,相互伤害,都接受了教训 ……”
    说着,他们两人都哭了。
    在本文结束时,我突然想起,有人在高喊“光辉的六十年”,我不仅暗笑起来,你老爸冤屈到死,摆请客酒,都没人敢来喝,这“光辉”怎么叫人接受。
    你说得出,我想不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2010/05/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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