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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僧——十七世噶瑪巴素描

往上密院見噶瑪巴喇嘛,藏傳佛教格舉教派的領袖。
    這次出發前幾個月,2009年2月,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發表記者帕特里克•賽門斯(Patrick Symmes)的長文<西藏後起之秀>(Tibet’s Rising Son)。文章一開頭這樣描述噶瑪巴:
   
    “作為一個神,他是一個精致的年輕男人。身材清瘦、表情自信、穿著紅黃相間的袈裟,噶瑪巴喇嘛總是像一個儒雅的王子一般接受著他人的鞠躬。他在漢語和 藏語間流利自如地切換,晚上會學習朝鮮語,有時候還會禮貌地用英語糾正翻譯的一些發音上的問題。印度東部菩提伽耶外的一個新的寺廟是噶瑪巴喇嘛的臨時住 所,黃昏時分,人們常會看到他在高高的台階上慢行,眺望著下方在焦干的田地裡收割麥子的婦人。”
   

   輿論認為,噶瑪巴將成為達賴喇嘛的繼任者,或西藏未來的攝政王,以便彌補十四世達賴喇嘛身后轉世靈童的尋找和主政之前,西藏精神領袖的空缺。——“沒有任何一場政治運動經得起20年沉寂”。西藏文化宗教在中國中央政府現行強硬政策下,面臨滅絕,達賴喇嘛為挽救這個600萬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種族,被迫走出佛堂,獻出一生大部精力。西藏精神領袖必須后繼有人。
   
   1992年3月,七歲的阿波嘎嘎被認定為十六世噶瑪巴的轉世靈童,6月,中國國務院宗教局宣布認可阿波嘎嘎為第十七世噶瑪巴。他由此成為中藏雙方共同認可的唯一大寶法王。1994年和1999年,這位十七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兩次訪問北京,受到極高尊敬和禮遇。他參加了94年國慶慶典,并在官員陪同下先后參觀北京、上海和廣州、福建、浙江等城市。他首次到訪北京時,還去過五臺山和峨眉山等中國佛教圣地朝拜。他對中國官員的印象不錯:“雖然他們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他們似乎對佛教有相當深入的認識和恭敬。他們的一些談話內容似乎也能與佛教哲學相契合”。幾乎看不出任何理由這位年輕的藏傳佛教大法王要背井離鄉,流亡印度。但是再次訪問歸來不到一年,這位年僅14歲的噶瑪巴離鄉出走了。
   中國政府立即散布輿論說,噶瑪巴到印度,目的是取回自己的黑寶冠和其他自己的前世物品。然而噶瑪巴再也沒有返回中國的西藏。在他抵達印度之后首次發表的聲明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他把自己出走的原因說得清清楚楚:他多次要求出國訪問,但是從未得到答復;他一再請求中國政府允許大司徒仁波切到他所在的西藏楚布寺為之灌頂、口傳和教授佛法,但是這位仁波切不被準許進入中國,原因是這位仁波切與達賴喇嘛關系密切。此外,他雖然到京訪問期間可以在官員陪同下參觀走動,但是在家鄉,他除了呆在楚布寺,沒有在西藏境內行動的自由。他的另一個擔憂來自班禪喇嘛的前車之鑒:年滿十八歲之后,在被授予徒有其名的官位之后,他將被要求違心地攻擊達賴喇嘛,并可能被中國政府當作一個傳聲筒,利用來分化瓦解西藏。為了避免淪為徒有其名的噶瑪巴,為了能夠接受正規的傳承灌頂和法教修行,為了避免成為中國政府的傀儡,為了挽救西藏宗教文化,他只有出走一條路可循。抵達印度之后他說,“我在為我今生的任務作準備,教導及學習佛法,和激發眾生心中本具的慈悲和智慧”,“只有在目前此種情況下才有可能”。葛瑪巴告訴世人,是他自己做出了流亡的決定。他秘密出走前給中國政府留下了一封信,陳述了他出走的理由并事先聲明,他的出走既不是背叛國家,更不是要分裂藏漢兩個民族。——他對中國政府的欺騙輿論的傳統方式完全了解。
   噶瑪巴流亡印度之前,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中三個教派的領袖,均已流亡印度,包括噶瑪巴的前世,十六世葛瑪巴讓烱日佩多傑,也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那一年抵達印度。作為一名得到中國官方認可的藏傳佛教精神領袖,十七世噶瑪巴在其上師們逃亡印度四十年之后,竟步其后塵,重復踏上逃亡之路!消息傳來,震驚世界,也震動了中國紅朝。中國當局一貫按照世俗觀點解讀宗教心靈,用現世功利手段處理宗教事務。但就如同他們的唯物主義殘暴曾經讓達賴喇嘛感到匪夷所思一樣——他們曾經派達賴喇嘛的哥哥暗殺達賴喇嘛,這等對佛教信徒的無知,使得持守眾生平等理念、連蚊子都不愿打死一個的達賴喇嘛感到荒誕不經——他們的無神論禮遇絲毫不能觸動噶瑪巴的心。在逃抵印度之后的首次公開講話中,噶瑪巴指出了西藏宗教文化面臨的滅頂之災:
   “目前世界上仍有許多地方還在發生戰爭,有些地方失去了自由,我們西藏就是其中之一。西藏是個全民信仰佛教,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民族。但是二、三十年來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受嚴重踐踏并正瀕臨絕滅。”
   噶瑪巴出走后相當低調。但是他的逃亡本身是一個明確信號:西藏被奴役的狀況始終未有些微緩解。他成功抵達印度三個月后的2000年2月,稱西藏歷史文化現實處于“非常時期”。流亡伊始,這位年輕的葛瑪巴就祈愿“在達賴喇嘛的偉大構想和全體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雪域眾生早日獲得自由 。”
   
   噶瑪巴出走前聽過達賴喇嘛的講話,看過達賴喇嘛的照片。但是他出走前幾天,破天荒第一次夢見了這位聖者。夢境有如一個預言:
   噶瑪巴正在草原上散步。達賴喇嘛身穿法衣,走向他。達賴喇嘛握住噶瑪巴的手,并對他說:過來吧。“尊者帶著我去一間鑲著金頂的寺院,金頂閃閃發光”。
    接下來, 1999年12月28日,年端時間,深冬季候,噶瑪巴在對外宣布嚴格閉關多日之后,於夜間10點30分開始行動。這是警衛人員不值班的時間段。他和侍從摸黑走出房間,悄然無聲,避開門廳,從窗戶跳到護法殿屋頂,再從屋頂跳下地面。 登上一輛等侯在那里的吉普。他們一路向西,選擇蜿蜒山區小徑,晝夜顛簸兼行,以避開道路檢查站和軍營。新年之際前兩天,這位不愿做奴隸的噶瑪巴成功進入尼泊爾境內。此后,噶瑪巴一路繼續祈禱此行平安,并在新舊年交替的之際,完成了他此世生命重要的轉折:他用了六天的時間,克服惡劣的路況、氣候和健康狀況,徒步或騎馬、地面乘車或空中飛行,最后乘火車,輾轉行進。終于在新年的第五個清晨,他和隨行人員抵達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西藏文化宗教匯聚地、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居住地——達蘭薩拉。
    達賴喇嘛已獲知這一重大消息,正在宮邸等後。
    噶瑪巴抵達后沒有片刻喘息,徑直奔達賴喇嘛而去。他說:“我直接去覲見尊貴的達賴喇嘛,他是慈悲的化身,他以慈愛和關懷接受了我,我非常地開心。”
    對他的出走,達賴喇嘛與眾人一樣感到驚訝,但是他贊揚這位年輕的噶瑪巴出走動機“非常好”。達賴喇嘛2000年6月在美國洛山磯記者會上回答有關噶瑪巴的問題時說:“一開始,大家非常驚訝。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問他選擇這個危險的旅程的目的是什麼?他告訴我他要為佛法和西藏人民做點事。”達賴喇嘛知道噶瑪巴的選擇意味著什么,他說:“如果他留在西藏他會有個人的享受,但是不能達到他的目標。所以,他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出走。他的動機非常好”。
   噶瑪巴知道,現在他到家了。他終于自由了。他作為一名葛舉派宗教首領和修行人的生涯,可以正式開始了。
   
   
詩僧——十七世噶瑪巴素描

   圖:十七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
   
   今日,我等一行走進噶瑪巴在上密院的會客廳時,是他流亡生涯的第十一個年頭。
   前來覲見的各路人馬絡繹不絕。安檢之后上樓。在噶瑪巴經常眺望黃昏遠景的三層露天走廊上,我們排起了長隊。已經有兩組人,在我們的前面等侯。等候時間不長。很多人前來,只是為了表達敬意,恭獻哈達,得到祝福。人們魚貫而入,又匆匆離去。
   
   那是一個一千平米的大客廳。正面是噶瑪巴座席,一排沙發右側靠窗而列。我們被幾位忙得滿頭大汗的工作人員指揮著進得門去,噶瑪巴出現在面前:當年那個面龐布滿高原血色的十四歲孩子,已經成長為高大英俊、皮膚光潔的二十五歲青年。媒體稱噶瑪巴“出名的嚴肅”,他自己2008年到訪美國時,在公開場合也如此自我形容,不過在看見他最初禮節式微笑的瞬間,他頭上的神秘光環,即刻鉆進腳下的地毯去了。等到我們離開時,那些神秘光環已經從地毯下面飛到窗外田野去了。
   覲見之前接獲的規定是:不能談話、不能拍照、不能錄像;只能獻哈達。這一規定,把我們當中談鋒甚健的學者朱學淵先生疏離走了:“那我們去干什麼?”他問。
   孰料這位西藏佛教最大教派的青年領袖不僅與我們談話,而且使用漢語直接交談。雖然時間不長,大約25分鐘。如果用藏語這個時間需要加倍。
   李江琳征詢他對中藏關系的建議,這位年輕的噶舉派教宗聽完一番陳述和提問,像孩子一樣笑著,往上翻了翻眼睛,嘴角咧了一咧,似乎是做了一個頑皮的鬼臉,然後說了一番正確之極的話。大意是,漢藏兩族文化源遠流長,過去一直和睦相處。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是長遠的。兩個民族仍然應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是從敘述自己的經歷開始陳述這個觀點的。他毫不避諱的談及自己的經歷和觀點:我從小在西藏長大,學習中國文化。不過出來以後,反而對中國文化更加親切而感興趣了。我現在學習中國書法和繪畫……。
   我借機會問了一個問題,他回答的方式是繼續談自己在中國文化中受到熏陶的經驗和對文化中國的熱愛。——沒有一個政界領導人會把自己攤開了,擺在會客桌上來回答來訪者的問題。他看上去心無罣礙,一派天真。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面前這個人,擁有三界五行之外的特殊身份,眾生是要頂禮膜拜的!
   
   在達蘭薩拉見到的西藏宗教界、政界首腦人物和中層官員,沒有人表現出對多年中共壓迫的仇恨。他們始終仍然傳遞著這樣的信息:我們要求自治,希望和平,願意與漢人和睦相處,盼望自己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流亡政府的“新聞信息與國際關系部”兩位部長更是特別明確地表示:在中藏關系上,我們不計較歷史,過去的就讓它就過去吧。我們只寄望未來,我們希望中國未來能夠與西藏和平相處。這是我們上山后首次聽見的一番話。我有些懷疑桑傑嘉的漢語翻譯是否詞不達意。忽略過去,并非強調面向現在和未來的一種正確方式。一個失去真實歷史的民族,不可能建設自己真正的未來,只能建設他人的未來。中國就是因為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一個時期接著一個時期、由遠及近、周而復始地切斷自己的歷史,古老的民族才變得今天這樣淺薄,才變得如此面目全非:下巴上長著馬克思的胡子,眼睛里透著斯大林式的冷光,張口說著被中宣部污染的新華語體(後來為了顛覆這種語言,又變成了流氓腔),而腦子里則轉著人類最貪婪的念想。爭相成為物質暴發戶,把這家園解讀為金錢堆積的動物游樂場,把世界解讀為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手里拿著一把鋒利的刀,不是向前披荊斬棘開辟道路,而是向后挖溝截道斷橋。當日與流亡政府信息部官員共進晚餐時的自由交談中,我趁機對忘卻歷史這一說法進行確證,但是發現他們心口如一,不打幌子。我表達了不同意見,兩位官員謙和地微笑著,并不反駁。以后數日參觀訪問才明白,達蘭薩拉只有一個宗旨,就是把中國官方在藏族身后挖斷的道路填補起來,以便他們以自己確鑿的民族存在,走向世界。但是面對中共強權強勢,他們必須閉嘴。無論中宣部如何強詞奪理,他們只要一條:讓我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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